本以为那夜会远渡重洋，没想到最终等来的是身陷囹圄。
初华在十六铺码头被法总司抓进了法租界的警察局，并没有名正言顺的罪名，她没有违反法国律法，更未曾违反民国政府的法律。不过是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帮助了一位朝裔，就被定了子虚乌有的叛国罪，她既并没有真正的日本户籍，何来叛国的说法。
况且，渡边凉已经被藏在了监狱中，他们找不到渡边凉，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与她有关。
那些法国人并没有审问初华，只将她单独关在警察局里。徐启鸿因为这件事被脱去了警服，但他在手下的人中威信很高，许是特别关照过，看守她的那些警卫并没有苛待她。
徐启鸿在次日晚上来找过她，让她不用太害怕，程鹤清已经在外头为她奔走打点，他的票友中在政府工作的不少，一定有办法能将她完整地带出监狱。
其实初华从没有为自己担心过，因为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不管哪国的法律都不会惩罚一个无辜的人。她只是担心渡边凉，她问徐启鸿：“凉是否还在狱中？”
徐启鸿颔首默认。
“不要让他知道我被关在了这里。”她怕他会因此而做出什么冲动的事。
她想了想，又说：“请你转达四哥，我在这里没吃什么苦，让他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徐启鸿悄悄递进来一张字条，字条上是程鹤清的字迹。
“这几天他们会审问你，该怎么说四哥都写在这上面了。”
被关在警察局的第三天，初华被那些法国人从警局带了出去。
时隔三天再次见到阳光，她被刺得有些睁不开眼，伸手挡在眉上，看到监狱门口站了许多人，嘈杂地喊着——
“释放赴中留学生，停止践踏中国土地！”
那些人大多都是学生的模样，初华虽不能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姓，但都在复旦公学的宣传部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她在其中看到了傅松溶，他冲她挥手打着招呼。
他的身后有人拿着条幅，上头写着要求法国政府释放复旦公学留学生的话。
泪水渐渐盈满眼眶，她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狱中时并不觉得难过，现在看到此情此前却突然不受控制地要哭出来。她自觉自己未曾对宣传部有过什么大的贡献，他们却能在自己身陷牢狱的时候帮助自己，即使在他们的认识里，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日本人。
初华停下了脚步，张开嘴想说谢谢，被法国士兵强行拉扯着进了车中。
汽车缓缓启动，将抗议的人声甩在身后，她听到两位法国士兵调笑说着什么，但说的是法文她听不太懂，大约是一些关于她的话。
因为其中一个人用英文问她：“我没想到日本人会拿一个正值青春的女子顶罪，告诉我，你对你们的矮小又丑陋的国家失望了么？”
初华看了看他，没有说话。
汽车拐过一条马路，初华突然觉得好像从车窗里看到了站在街口的程鹤清，汽车开得很快，眼前的人影仿佛昙花一现，顷刻消失。
她趴在车窗往外看，才终于确认了不是他，那是一位穿着身素蓝的长袍的中年人，身形比他要魁梧一些，正盯着车看。
法国士兵拉住她让她坐好，并用英语警告她：“不要妄想跳车，你逃不掉的！”
“我没有想逃。”她说。
车子最终停在了法国领事馆的楼前。
士兵们将她带进了领事馆内的一间屋子，她独自在里面等了很久，最终等到了两位日本人。
初华不认得他们，他们显然也并不认得初华，他们叫她“濑户小姐”，那是她留在入学档案里的名字。
两个日本人坐在她面前，开始了对她的审问。
按照程鹤清给的字条，初华假装镇定地否认一切罪名，她与渡边凉只是同在冈川先生手下做事的同事关系，自冈川先生回到日本后就没再联系，更不知道他来了上海，参与反日斗争。
“我们查到他曾从日本给你寄过一封信，如果不是亲密的朋友关系，他为什么会特地给你寄信？”
初华否认：“渡边先生不认识字，又怎么会给我寄信。”
日本人拿出了一封从东京寄到上海程公馆的信件回执单，寄件人上确确实实写的是渡边凉的名字。
她想了想：“这是冈川先生托渡边先生寄给我的信，我因为想念家乡东京的樱花，所以冈川先生才赠与我一些樱花标本，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问冈川先生。”
“这么说你在上海一直没有见过他？”
“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参与学校活动，并没有时间去见不相关的人。”
两个日本人同样的几个问题来回地问，问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话再说，只闷在屋子里抽烟，偶尔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初华问他们：“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放我走，我已经落了三天的课程了，上海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