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件事，我单方面终止了关于薛长浦刺杀任务。金站长也知道没了女子小队，我这个风筝必然不受控。五个月后，他寄来了薛敏的照片及一段录音，证明薛敏确实活着。我恢复了以往的神情，暗自做了个决定，完成这次任务后摆脱金站长的掌控，回家。薛长浦，富商家庭出身，母亲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文学教授，父亲是商业大亨，是家中独生子。父母亲在1937年南京遇难，之后便接手了家中产业。后受汪精卫邀请任职汪伪政府经济学会委员，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人口中的汉奸。我杀他是理所应当。
前几次的成功，让我低估了这个对手。他是个精明的商人，是一头老狐狸，极度狡猾、难缠。他似乎有读心功能，能猜到我的每一步准备，我与他交锋几次均落败。他能感知我的存在，有时几个月闭门不出，令我无从下手。有时又频繁出门，故意露出自己的脑袋让我取了他的性命。他的挑衅让我心感到不爽，为了下一次的成功，我做了漫长的准备。没想到就到了民国三十四年，长达几年的博弈，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他有着致命的习惯，喝第一口咖啡时喜欢开窗，嗅一嗅樱花的味道。我的枪对准了他的胸膛精准无误地射进了他的心脏。他倒在了我的瞄准镜下。
赶得凑巧，在我刺杀他没多久，薛府因为下人的失误引起漫天大火，盛极一时的薛府转瞬之间成了破壁残垣。
我沉浸在幻想归队的喜悦中，还没觉察这次的任务会令我悔恨终身。
我去薛家查探情况，以保证薛长浦确实死亡。在成了灰的薛家宅院里，我拾到了一张被烧成一半的少男少女的青涩合影，柳叶眉，桃花眼，长得多么相像。
薛敏的家在南京，薛长浦便是薛敏的亲生哥哥。我从来不知道薛敏有一个哥哥，也未曾注意过薛长浦有一个妹妹，二者在故事的末尾唐突的联系在一起。我的心脏好像被两只手撕裂。
当天夜里，我的住所也燃起了熊熊烈火，我被“烧死”在那场火里。
我靠假死脱身，返回南洲，我生活在黑暗里，不敢踏出一步，对于薛敏我始终不敢相见。
而关于南京的薛长浦，薛家并未给予任何信息，不过我确信我的枪法。
我开枪打死了沈易瑾，那位提供了错误情报的情报科科长。
几日后薛敏意外入狱。期间金站长的侄子被炸身亡。后薛敏出狱。她受了伤，在医院养病。我是个胆小鬼，只敢在医院的楼下偷偷朝她所在的病房瞄上一眼。薛敏病房的窗台上有一盆百日菊，混色的，花开得茂盛，她偶尔去浇水。
我认为她恢复得还不错。直到我见到她坐着轮椅的样子。她的左腿完全失去作用，右腿的情况也只好那么一些，有知觉，能动，可要想行走微乎其微。在那么多的日日夜夜里，她都在努力尝试站起，一次跌倒就再尝试一次，又跌倒又尝试，直到自己筋疲力尽，无力地抱着头，隐藏在无尽长夜中。
日后的时间里她先是成了南洲军统站站长，后又成了县长。她变得更加繁忙，书桌前的灯常彻夜不灭，空闲时她常侍弄院子里的花，浇浇水，施施肥。逢年过节，老沙常带着人来看望她，房间里常传来欢声笑语，他们照顾她的起居，为她庆生。她不再像一个病人，而是和常人一般，充满活力与力量。
我觉得她比我更早走出那段阴霾，假如世界永远没有黑夜。
她常被噩梦叨扰，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夜，或许她已经习惯了失眠。她常自言自语，握着照片我们的合影发呆到天亮。她常去墓地，去看她身边曾经鲜活的生命，有时隔一天，有时是一星期，还有时是两三个月，起初她会哭，会难过，后来便是静静地坐着，像一位垂暮老人，她或许是在期待有人唤她头儿，队长，姐大，又或许是薛敏。
1949年10月1日，举国欢庆。我们所祈祷的新世界真的到来。我们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但从那天起薛敏的身体似乎变差了，开始整日的咳嗽，吃了药也不见好。1950年年关将至，南洲发生了一件恶性事件，敌人阴魂不散，贼心不死，在南洲各处制造暴力事件，我的精力放在了协助他们铲除这股祸患，疏忽了他们对薛敏的危险。她还是受伤了。没多久伤势恶化。
我知道她病了，可从未想过她病得那样重。躺在病床上，消瘦高热，昏迷无声，食水不进，丝毫没有生气，好像随时会死掉。我在床边鼓起勇气来，抚摸着她的面庞，柳叶眉、桃花眼、鼻梁高挺，薄唇微微。我忍不住地哭泣，唤着一声一声的姐姐，而她始终没有回答我。
我不信鬼神，也不信佛和耶稣。如果九重天真的存在，如果有可以做交易吗？我想用自己来换。
我偷偷去探望她，直到第七天。她似乎好了许多，人清醒了，也吃了少许东西，也可以开口说话了。我装扮成了护士模样，混在来医院探病的人群里，没有人知道我的到来，就连她也不知。
她浅喝了一小口水，看向四周，大概是想记住一些人的脸。不经意间瞟到了我，我悄悄躲到其他人的身后，拘谨地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