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下）
三、宋代
宋代较之汉唐明清是最贫最弱的。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无制度建立，有形势推迁。宋之于唐，可以说没有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当时，军民财政三分——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理财。中书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的最高命令。
本是中书门下省议事的政事堂，只剩中书省单独取旨，和枢密院共称两府。然而，中书和枢密对立，宰相管不了军事，同样也管不了财政。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但宋代却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名审官院，又别置三班院，如此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
可见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相权低落，反之则君权提升。不同于唐代，宋代最高政令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皇帝不仅有同意权，还有参加意见之权，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但不能由此认为宋代只有专.制和独.裁，相权是有它传统客观地位的。宋代制度的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
汉代，皇宫和朝廷都要受宰相的节制，自然检察权也内及皇宫，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有监察皇帝的，叫做谏官，专门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这些官员阶位低，人微言轻，不怕说错话、得罪人。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他们不监察政府，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官，分为台谏两种，台是指御史台。
到了宋代，谏官须由皇帝亲擢，由此谏官脱离了门下省，是独立的了，不再是宰相的属官。谏官转为纠绳宰相，而非皇帝。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是不要紧的。所以他们总爱和政府唱反调、表示异议，讲错话被免了职，反而声望更高，升迁的机会更多。这一来，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这一风气，从宋代始，也算是清议，它总是政府的对头。
我在监察方面做个小总结：汉代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监察百官和皇帝；唐代改为御史台，它的台官是天子的耳目，也就是管不了皇帝了，但是谏官仍是宰相的唇舌，可以纠绳皇帝；宋代台官和谏官都约束不了皇帝了，而宋代的宰相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
宋代的地方行政也很差。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成路，中一级是府、州、军、监，最低一级仍是县。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也不准他们再管民政了。其实，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监管地方事，此制度十分不合理。
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归中央，一部分保留在地方。而宋代，收入全部归中央，地方无存储。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日趋贫弱。可想而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唐代门第势力旺盛，应试的有很多都是门弟子弟，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而到晚唐，大门第逐渐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专心在文选歌赋、经籍记诵的应考科目上，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教育。没有门第家训，政治传统更是迷茫无知。
宋代因经历五代的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可做官，因此没有像唐代那样，能保留两汉以来的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另外，考试制度在宋代更重要，更严密了，如糊名之制，但并非更有真效。宋代考试改革，本来是用诗赋水平为标准被政府物色人才，后来改为经义，但反而不如考诗赋。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沿下，两税法将租庸调三项全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但军队、官员到了地方，仍然会让百姓履行租与调的义务，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宋朝一直并未能真正统一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因为粮运的原因，宋代只好把建都开封，这种尴尬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宋代立国时是没有国防的。
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终在防守。因为宋代打仗不占优势，只能胜不能败，否则会伤到国本。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就变成养病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能不养兵。但养了兵又不看他们，众所周知，宋代重文轻武，竭力提倡文治。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
宋代的兵和五代一样，骄兵悍卒，国家不得不出钱养他们，否则就要叛变。养了兵还要养文人，人数在增多，待遇在提升，造成了冗兵冗吏，国家负担越来越重、积贫积弱，以致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