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的前几年，任国鸣同姜觉的感情还算可以。
尤其是父亲过世的头两年，手里没钱，身边没人，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带着孩子，一路磕磕绊绊把日子过起来，也很吃了一些苦。
任国鸣读书不行，三教九流混得很开，大浪淘沙剩下的朋友是真讲义气，两人找了些偏门路，租了个大仓库，倒卖二手的钢筋水泥。
这个生意多少有点见不得光，东西来源不可查，大部分来路不正，任国鸣也清楚。
但是干了这行，也没有回头路。
任国鸣咬牙拍板，但凡送来的，来者不拒全给收，万幸是那时候检查不严，他们做得隐蔽，没出过事。
攒了一些钱，日子慢慢好了，两人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也怕翻车把之前积累都葬送掉。
于是弄了个门面，办了执照，转行做起了正经建材生意。
时间点赶巧，撞上建筑行业的风口。
燕山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万丈高楼平地起，一些零碎漏下来，也够喂饱两条小杂鱼。
任国鸣终于告别整日里蹲在门面房灰头土脸按计算器的日子。
他在前些年的工作环境很差，整日里都在吃灰。
一阵风吹进屋子，烟尘像小型沙暴在仓库旋起来，他每天回家得搓两遍澡才能洗干净水。
正经当上了老板，手底下招上了人，任国鸣终于脱下肮脏的工装外套和解放鞋，换上了西装领带，梳着大背头，从上到下换了整幅头面。
任国鸣那时发家，实在太早太年轻，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报复性地挥霍、消费，四处招猫逗狗，恨不得叫所有人都知道他过得好。
与此同时，当温饱不再需要忧愁，姜觉也开始有了其他的想法。
姜觉是省艺校学表演的，因意外很早结婚生子，又为了支持丈夫，做了几年家庭主妇。
日子好起来，家里也请了保姆，她不想磋磨过人生最好的几年，于是报名了省话剧团。
任国鸣在其中出钱出力，想方设法，辗转把人送了进去。
困窘时两人还可以相互鼓励、相互慰藉，各有人生方向以后，夫妻反而没再有话讲。
姜觉嫌弃他的粗鲁顽劣，整日里花天酒地，又跟那群狐朋狗友混到一起。
任国鸣埋怨姜觉不贤惠、不体贴，把人送进话剧团只是想让她挂个名，谁知现在家里老人小孩都不管，整日里泡在剧团，回家也捧剧本。
不过是B角，台都上不了，做什么狗屁女主梦。
任苒是在渐变畸形的家庭环境中，一点点长大的。
年轻的父母碰面如同天雷勾地火，不分任何时间场合地大吵。
深更半夜吵到隔壁邻居敲门骂街，或者是原本约好一起吃饭看电影，结果在商场里吵到其中一方甩手而出。
不是一次，而是每一次。
她没有见过父母面对面，心平气和地讲话，只有各自私下对她的时候。
只有对着唯一的小女儿，他们才会愧疚地倾泻着，给予非常非常多超越这个年龄需要的经济补偿。
但是那又怎么样？
任苒脾气愈发地坏，她也晓得自己坏。
保姆赶走了好几个，妈妈还是不回来。
别人都知道她家里父母脾气差、感情差，在背后当谈资嚼舌根。
一起玩时邻居小男孩排挤她，学着大人的话讥讽她，被任苒一个猛冲推倒在地，嚎啕大哭。
任苒犹不解气，指着他的鼻子骂：“回去叫你妈嘴放干净一点，讲我家的事情，凭她也配？”
小区里来往许多人，不只是孩子，还有很多大人在。
他们听着，彼此交换了眼神，像是在说话：果然，跟她父母学了个十成十，早熟又刁蛮。
到底她再刁蛮怪异，也只是一个孩子。
邻居告状到了任国鸣那里，他心里骂着软脚虾，嘴上笑嘻嘻地问：你家男孩还能被小姑娘欺负了？要赔多少医药费？
回头又告诉任苒，你做得对，下次有人欺负你，还那么干。
爸爸给你兜着底。
不过，这事儿没过多久，任国鸣就搬家了。
他买了新房子，不再留恋那间裸婚时租住的狭小两居，带着任苒搬进了花园里的新房子。
而搬家的前后，姜觉都没有出现过。
她的衣物、书本、个人用品被打在箱子里，被任国鸣私下嘱咐着搬家工人直接丢掉了。
时光的淘换让曾经相濡以沫的美好时光都褪色，只有怨怼像是烧水壶里经年累月的陈垢，厚厚地堆积着、碍着眼，除不去、刮不掉。
甩下几只箱子，像是甩下了一段岁月、一些回忆、一个包袱，起码那一刻任国鸣的感觉是轻松的。
花园里编号17的洋房，是任苒新的家。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