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子的父亲大毛子，1940年生人。 当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那年他已经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了，最大的是个女儿，1957年人；老二便是二毛子，最小的刚刚出生不久，还是一个闺女。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孩子的名字是不能和父亲的名字重复一个字的，若是重复了就是对大人的大不敬。 想必大毛子连着生了四个女儿，一家人巴男孩儿巴的眼干，二毛子呱呱坠地，大毛子的母亲一看，兴奋的眼泪“哗哗”往下流，随口就说到：“这孩子跟俺大毛子一模一样，就叫‘二毛子’吧······”。 大毛子的孩子叫二毛子，就这样喊开了。 其实，之所以这样冲破多少年来风俗习惯的禁锢，喊大毛子的孩子叫二毛子，是他全家人的一种自豪，一种陶醉，一种爱戴，一种娇惯的意思。 大毛子自从60年代初兄弟们分家以后，全家三十几口人都挤在一个老院子里。 大毛子分家的时候分得一间厢房，大概有七八平方米大小，全家七口人就住在那一个空间里，那一个时期，那三十几口人挤在一个院子里就合用一个茅子。 为了生计，大毛子用土坯在后院的一个角落里垒了一个灶火，因为那角落是兄弟们的公共资源，为此，兄弟之间还发生了打架斗殴。 那灶火也是刚刚能容下一个锅台，一个案板，平常日子中也只是能容一个人在里面操作做饭。 随着女儿们的长大，大毛子夫妇越来越感觉到寝食的尴尬，炎热的夏天还好过，他总是夹上一个口袋片儿到大街上，或者到用过的麦场上过夜。但过了夏季，一家七口人就只有挤在那七八平方米的厢房里了。 无奈，大毛子把那厢房里的桌子等“奢侈”的东西全部搬出去，就在那七八平方米的空间支起了四块儿木板，大女儿已经是十四五岁的大闺女了，夫妇两个就用一块窄门板拼在夫妻两个床板的一侧，当作是大闺女的单独空间，其他的三女一男，每两个人一张木板床，分别支在厢房的两个角落里。 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夫妇两个都能清楚地看见无拘无束的大闺女早就侵占了夫妻两个人的领地。 后来，睡觉的时候，两人只要觉得大闺女有动静了，他俩便是一蜷再蜷，一缩再缩，一夜的无眠。 大毛子的女人是一个细发人，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她便鼓励大毛子去队长康大功那里反映情况，让他高抬贵手为自己方一片宅基地以解燃眉之急，倒悬之苦，因为她知道，自己一个女人家根本没有资格在康大功的面前说话。 大毛子去了无数次的康家，用他自己的一句话说，就是“康家的门槛都要被我踢折”了，但康大功就是不答应，不是说研究研究，就是说自己不能当全家，有时还当面讽刺挖苦他几句： “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弄得自己没法住”。 “大家能过，咱为啥不能过？坚持一段再说吧”。 那话里根本就没有给他大毛子方宅基的意思。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康家的兄弟捡苏家屯最平整的地儿，大都方到了一片新的宅基地。 大毛子敢怒不敢言，他更不堪羞辱。天底下添孩子的事儿，说的小一点儿是为了传宗接代，说的大一点儿，也是为了这个世上的活儿有人去干。 天下的人谁不知道孩子多了多娇，孩子少了少娇，有男孩儿了娇男孩儿，有女孩儿了娇女孩儿，谁家的孩子也不是石头蛋子·····。 在咱这苏家屯，只兴你康大功一个接着一个生？你要那么多孩子是干什么的？难道说我生孩子的目的和你不是一样的吗？ 大毛子心里恼恨的时候，总是在心里这样问问自己，再问问康大功，但他只是“敢怒不敢言”。大毛子永远都想不起来，康大功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 苏家屯的人不能吃饱饭，不能吃好饭，日子不能过的称意······，若是那样，他们就会不服从自己的领导，甚至造反。 ······· 那是一个秋天的深夜，大毛子看着赤裸身子睡熟的孩子们长长叹了一口气，他对女人说：“我真想上吊了，那老功根本没有给咱方宅基的意思呀”！ 那女人傻愣愣的在床上的另一头坐着，每天晚上她俩都是这样，孩子们睡不着是羞于入睡的。 好大一会，那女人说：“你是不想去寻他了”？ “嗯”，大毛子说。 …… 大毛子夫妇就那样各自坐在自己的床头，一直到了天明。 当两个人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床上下来的时候，那女人爱怜地对大毛子说：“从今往后你就不要去了，叫我去求求他吧”。 说到这里，那女人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孩子们睡觉的姿态，又自言自语地说：“死了都比过这日子强，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屋子里也会因为我死了而松散一点，他要是不答应我，我就吊死在他的大门上······”。 那女人说着便流下了眼泪。 ······ 从那天晚上开始，那女人便开始了乞求康大功的漫漫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