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生如水，平平淡淡；有的人生似酒，热热烈烈；而他的人生像窗外投来的玻璃弹珠，砸碎了厨房里的油盐酱醋，他慌乱的捧起来，舔了舔，已经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初夏，天气逐渐温热，那时的我还是徐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即将毕业，结业论文依然没有着落，中文系的学生全被赶出去采风；我们出了校门，沿着公路一路西行，除了漫天的杨树毛子，似乎没有什么有趣的风景，行至午间，肚子咕咕作响，偶见一爿小店伫立道旁，我们便折了进去。
这间饭店颇为古旧，一进门儿，一尺柜台上摆放着几坛老酒，旁边是黑色的盏碗，酒渍把台面浸的微黄，几只苍蝇任性的爬来爬去，店家也慵懒的打着哈欠。
我们找了个临门的桌子坐下，由于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侯，除了我们这一桌，并无其他人吃饭；我们正有说有笑的时侯，门口来了个老头儿，老头儿五六十岁的年纪，皮肤白皙、衣服整洁，和街面上的其他人颇有些不同…
老头进得店门，拿出一枚硬币，让店家打了一碗酒，又拿出一只碟子，让店家倒上点酱油；再从兜里摸出一只五色的玻璃弹珠，蘸了酱油，就这样一口酱油一口酒的喝着；我看老头颇不寻常，于是就高声对着他喊：“大爷，来一块儿，我请客，咱一块喝个酒…”
大爷背着身，头也不回，低声说：“要了一辈子饭了，再好的饭也不想吃了…”
听老头这样讲，我更加的疑惑？我接着说：“不吃饭，咱拉拉呱吧…”
他转过身来，看我们不像本地人，鼻子上还都架着眼镜，张嘴询问：“你们哪的？”
我说：“我们是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马上毕业了，来乡下采采风…”
我趁机反问他：“大爷你说你要了一辈子饭，我看你怎么着也不像是要过饭的人…”
他顿了顿，仰起头，一气把酒倒进肚腔里，又把弹珠收进了口袋，颤巍巍的回忆起了往事…
他说：我本不姓李，也不是这儿的人，老家在河南滑县，一个出烧鸡的地方，原本是姓薛，具体大名叫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我大概是36、37年生人，上头有一个哥哥，下边还有两个弟弟；小的时候在那边，家里也算是富户，有七八间房子，还有几十亩地。
但没过几年，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老家那边闹饥荒，现在没人记得了，叫“水旱蝗汤”；先是老蒋炸了花园口，家里发大水，天天坐在木盆里；然后就是大旱，一年多没怎么下雨，大坑、小壕里没有一滴水，地里的土一抓就漏沙，连续三季没收一粒庄稼；后来又起蚂蚱，蚂蚱遮天蔽日的飞，见着啥啃啥，地里面连点“青意思”也见不着；还有就是汤，汤是啥我也不记得了，应该也是天灾吧？
就这样连续两三年一粒庄稼也没收，原本家里还有点存粮，后来连榆树皮都吃完，再待在家里就是个“死”，不得不出去逃荒；我们算能“熬”的，在1942年的冬天了才开始往外寻个活路。
在临走前几天，俺爹找到卖烧鸡的张家，把10多亩地和七八间房全抵给了他，就换了一箢子（北方盛放东西工具）棉种外加一箢子红芋；还剩了十来亩地，爹想着过了这一阵回来,还能接着种；没想到这一走就死在外面，再也没能回来。
具体往哪个方向“逃荒”
娘说：“往西走，亲戚朋友都是往西安那边逃的，路上也有个照应。”
爹说：“往东走，商丘那边逃荒的人少，要饭也好要；于是我们一家六口儿，开始沿着故黄河一路逃荒要饭。”
逃荒走的那天，打开门，是个大晴天，日头很大，地面映的晃眼；本身就是冬天，再加上老百姓砍树枝、吃树皮，树上光秃秃，左邻右户死的死逃的逃，村子里静的瘆人。
娘想着出远门，东西也不能多带，就给我们穿上过年才兴穿的新衣裳；我和大弟弟还很高兴，两个兜里装满了玻璃弹珠，只当是出门走亲戚。
大哥帮着爹娘往独轮车上搬，先把两个箢子绑在车厢上，我和大弟弟一左一右的坐上去，又绑了些铺盖；爹在前面套上车绳，大哥在一旁帮父亲推车，娘抱着吃奶的弟弟，就这样一家人就上路了。
走了一天，白天还好过，一到晚上西北风刮的像刀子割；爹找了个背风的沟里，一家人就这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继续往前走，前几天粮食还能吃个半饱，走了三四天粮食就不敢吃了；全家人每天吃多少都有计划，爹一天给我半块红芋、九粒棉籽，饿得时候不舍得吃，用舌头舔舔，实在饿得不行了，才敢往肚里咽。
光靠这些粮食早晚得饿死，我就跟着大哥去要饭；要饭要去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人家，老人心慈手善，多少给些吃的；别人家吃饭我们就围上去，有的不讲理的，不仅不给吃的，还用棍子打、放狗咬；所以现在谁家再好的饭，也不去吃了，吃白眼食一辈子，再也不想吃了。
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是在逃荒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