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眯上眼睛，把手臂伸向天空，，透过指缝看着枝叶间跳跃的光阴出神。
这是这个千年里最后的一个夏天。世界很快就要迎来千禧年了。我刚刚读完高一。照在我身上的，是星期天午后灿烂的阳光。
一个小时前，我跟我妈说，我想去听下午的辅导课，又打电话给辅导班老师，说我病还没好全，得再休息两天。然后，我从医院家属大院出来，朝着新华书店的方向漫无目的地走。我不需要目的，我就是想出来透透气，在七月的艳阳底下，自由自在地溜达溜达。
那是一棵高大茂盛的垂柳，柳丝修长，从几米高的树冠上瀑布一样直泻下来。它如今位于人民医院路夹书店东路的一个街角。打我有记忆那天，就有这棵树。只是那时，周围还有许多其它的树。
在那个小树林里，有一排单杠﹑双杠和云梯。清晨，晨练的人聚在这些器械的周围，有的舞刀弄剑，有的打太极拳。树林的另一边，有人遛鸟，有人拉胡琴﹑吊嗓子﹑唱京戏。还常常能看见一个秃头的彪形汉子，光着膀子，在林边的空地上甩响鞭。他肥大的黑绸裤扎紧了裤脚，腰间几寸宽的板带上嵌着铆钉。纯黑的牛皮鞭子有四五米长，手柄上系了条亮红的绸子。只见他手臂挥起，红绸舞动，半空中手腕猛地一抖，鞭梢激荡，清脆嘹亮的鞭声便响彻树林。周围三五个围观的立马叫一声好，秃头一抱拳，眼里放光，油亮的脸上一脸得意。
晨雾退去，太阳升起，人们就散了。从医院旁边的早市上买上些早点回家，火勺﹑油条﹑韭菜盒子﹑煎饼果子……再花上两块钱，就能给提来的印着牡丹花﹑红双喜的竹暖瓶﹑铁暖瓶里，灌上满满一暖瓶的热气腾腾的豆浆。
顺便还能捎上几扎菜。菜是菜农赶大早从乡下运来的，新鲜便宜。菜农叼着烟袋锅儿，熟练地拨拉着秤杆上的秤砣线，在秤杆头高高翘起的一瞬间把线捏住，把秤杆上的准星往买家眼前一递。买家见占了便宜，乐呵呵地伸手进裤兜里掏钱。驮菜的毛驴车沿着市场的墙边停着。毛驴儿毛色光亮，腿上沾了泥巴，默默地嚼着脚下的草料，特别温顺。白眼圈儿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我总趁大人不注意，走过去摸摸它脑门，捋捋它的长耳朵，甚至和它贴一贴脸儿。从它乌黑的眼睛里，我能看见我自己。菜农转头一声吆喝，我就欢叫着撒腿跑开了。
等我放了学，排着路排穿过自由市场的时候，市场上正嘈杂热闹。除了卖吃的，还有花鸟鱼虫。有段儿时间，君子兰和德国黑背最抢风头，卖它们的摊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时不时还传出一阵欢呼，比耍猴演杂技的还吸引人。市场最头上，有磨剪子戗菜刀补锅碗瓢盆的，有剃头修脚挖耳朵掌鞋的。算命的就地铺块红布，布上是用黑墨画的八卦，又摆上签筒，排布出五颜六色的神符。算命先生一副圆墨镜，两撇八字胡，托着他面前马扎儿上坐着的大妈的手，神色凝重地指点着玄机。他的声音被一旁卖老鼠药的吆喝声盖住了，只看见大妈忙不迭地点头。卖老鼠药的面前，也是一大块红布，上面摊着用草纸包着的大包小包的灭鼠灵。灭鼠灵旁边是成捆成捆的老鼠尾巴。还有两只大老鼠，肚子里塞满了稻草，身子有一尺多长，尾巴又圆又粗，本来该是快要成精的了。不知道算命的给他算过没有，为此折掉了他几年的阳寿。
如今，小城里这些热闹的景象，连同周围的树，都不见了。只剩下这棵古老的高大茂盛的垂柳，突兀地立在宽阔的水泥砖人行路的转角，固守着下方一圈油黑的泥土。而我，正坐在它暴露在泥土外粗大的根上，享受着它的荫凉，盯着阳光下白花花晃眼的街道发呆。
街道上浮动起一层热气，树林和自由市场就海市蜃楼般地从热气里浮现出来。我这才意识到，在我读书的十年里，那个诺大的载了我许多童年回忆的林子和市场，在我的不知不觉中消失掉了，好像只在一夜之间。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的住宅楼，以及沿街的一溜儿商铺﹑饭店和歌舞厅。
一袭白裙，也浮现在一层层荡漾着的热气中，由远及近。我的眼光被吸附住，等晃过神来，她已经离我很近了。好一个妙龄的女孩儿啊，像一株洁白的玉兰，太阳从她的头顶照下来，简直把她化成了一束光。
她也在看我。我慌忙站起身，仰视给了我一种窘迫感。她竟然就停下了脚步，朝我微笑了。
“川川？”
这个声音植在我童年所有的记忆里。即便现在褪去了奶声奶气，我也立刻辨认了出来。
“珊珊！”我脱口而出。
她走了过来，“还记得我？”
“那还用说……”我低头避开了她的目光，却忍不住用余光看她。
我和珊珊是在同一个家属院儿出生的。她大我两个月。自打会走路，还穿着活裆裤，我俩就摽在一块儿，成天牵着手在大院儿里出出入入。
“珊珊，长大了做谁家的新娘子？”幼儿园的老师和家长总是拿我俩开玩笑。
“川川！”珊珊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