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对你来说，算是一个什么地方？多少风浪冲撞，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避风塘……Hong Kong，I like Hong Kong，We like Hong Kong，That’s a place for you ……”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这一天，贺闻琴与贺诚宁搬进了刚支付首付不久却闲置的一套新房，位于临洋边缘的小镇荔织镇，属于城区范围。把行李拖进门厅后，逃避收拾屋子的本能驱使她带弟弟先出去吃顿饱饭，顺便为他庆生。这地带的一个好处是起居极其方便，出了小区就有饭馆一条街，她随意选了一家港式茶餐厅落座，点了一份爽滑牛筋饭。等老板娘上菜的间隙，她下意识地咬插在柠檬茶中的吸管，抬眼看着电视，是新闻界面，女主播说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谢谢你，姐姐。”
“今天，我们正式住进了那栋房子，因为我们拆开了最后一个包裹。”贺闻琴摇晃着玻璃杯中的茶饮，“祝小宁二十岁生日快乐。”
“我会为你做任何事的。”
主食很快端上来。她微笑一下，俯下身，用铁勺将饭分为一小一大两份：“同时也在今天，祝新生后的香港二十岁生日快乐。”
伏旱将至，临洋还没脱离准静止锋的控制。公立小医院不起眼的产房里混杂着潮湿的海风气息，将血腥气稀释开。伴随着婴儿的啼哭，护士喊道，恭喜啊，是个男孩。
床上的人长叹一口气，胳膊垂下来。产房外没有人在等候，夕阳西下，暖黄色的日光经过了空荡走廊玻璃砖的反射，将整栋医院沐浴在柔和的圣光中。
那天夜晚她躺在病房中，电视上每个频道几乎都播放着香港回归的重大新闻。人人沉浸在欢喜之中，她望着自己的儿子却只感到万念俱灰。
第二天女人醒得很早，决然地秘密地离开，连同哭泣不止的男婴。她在现代人理性化与祛魅的大流中逆行，试图皈依宗教信仰，以远离荒凉一片的世俗社会。来到临洋城区，偶然间她听闻一个组织，名叫“播种”，好像刚建立不久，组织成员都将城派思想奉为圭臬，彼此之间抱团取暖，起码很团结。把儿子这个累赘丢弃在组织首领家门口后，她便从临洋的地域中消失，从此再没有人见过她。
“野蛮粗暴的市派人的骨血在此，我无法忍受他的存在，于是将他抛弃。如果您认为养大这个孩子或许对您有用，就请您收养他：他的生日是九七年七月一日，您可以为他起个名字；如果您认为多个孩子只是麻烦，就让他自生自灭吧。您是一个伟大的播种者，愿您孕育出纯粹的生命。”
这是一九九七年的七月，这一年贺闻琴只有四岁。她打开家门，先是吃惊，然后将从天而降的、奄奄一息的婴儿交到母亲手中。
这位母亲，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组织“播种”的头目贺震。该组织虽然在大众并不出名，但从事与政治贴边工作的人，或者高阶层人员，听到它的名字必会避让——所谓“播种”，播的是城派思想之种，在市派看来叫做洗脑。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城中，伙同城中富人，再利用他们的钱财支持组织的武器、人力输入，以对抗市政府。
它的起源也并不复杂。一直说临洋是生于罪恶的城市，这话一点不假：曾有一段时间，诈骗团伙盯上了由城市化建设带来的老旧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以精准投放赌博圈套的形式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征收人，卷走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贺震生在那个年代，见证了周边有好友因聪明人狡猾的陷阱跌入深渊，因此不得不产生动摇——所谓的开化是否有由内到外的革新？此后，出色的号召力令她所领导的势力日益壮大，俨然成为市派的路障，是为“播种”的雏形。
“播种”经历过多年的迭代走向了极端，其认知的基底为：城派人的观念过于安逸，有待改良。千百年来临洋都以“老城”这种形式存在，对它的改变，即现代化建设，毁坏了人们沉淀了数个世纪的生活状态，因此他们要反抗。即使不能将其变回去，也要毁掉市派、市政府。
大众看来这种想法太过井底之蛙，早晚会被市政府消灭；但恰恰相反，组织成员坚信不疑，并且在富商们财力的支持下，“播种”势力越来越壮大，甚至能与本市一些企业家匹敌。天时地利人和，佐以城区腐朽官员们的油嘴滑舌每日在电视上轮播，所谓“城派市派交相辉映”、“我大临洋思想活动盛世是矣”云云，出奇见效，这套说辞一时间竟然在平民百姓见倍受拥护，从而达到了“播种”的意图所在。
长大的贺诚宁成为了坚定不移的城派，对养母死心塌地，从小跟随贺震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经验令他比其他孩子早熟。纵使学历知识都不够，但如今在“播种”内部，也称得起半个老大，甚至一些年迈的富商成员也称他为“宁哥”。
不过，一切都慢慢地变天了。贺震在二零一二年确诊肺癌，而去年年底病情演化到了无法支撑她接着操纵组织的地步；贺闻琴因母亲病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一任领袖。自幼被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