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叫李明钦，在盐厂干了多年铁匠，不是幼儿学，是改家子，半路出家，只能当下手，打二锤，一把二十多斤的铁锤，甩得呼呼作响，风生水起。
铁匠劳动负荷超大，每月粮票四十斤，是计划经济年代定额粮食供应的最高限额，父亲三大五粗，力气大，胃口好，打屁股很疼的。
每天上班父亲累得像一条狗一样，下班回到家里总是瘫软在马架椅子上，一动不动，闭目养神，一时响亮的呼噜声骤然响起。
母亲立即端上小茶几，上面放着一碟炒黄豆，两支叶子烟和倒满了酒的杯子，一家人走路顿时轻手轻脚，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生怕影响了父亲休息。
半晌呼噜声暂停，父亲欠欠身子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屋子里间或响起嗑黄豆的沙沙声，一时叶子烟味满屋缭绕，很浓烈。
铁匠多是粗人，也是找钱吃饭，并不笑人，李自成手下那个大将刘宗敏就是铁匠出身，杀伐决断，一路跟着闯王杀到了京城，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笑人的是父亲这个小工人，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当年竟然与盐厂厂长、书记一起多次被五花大绑参加批斗大会，还吓得当场尿湿了裤子。
同我一样，父亲年轻的时候也干了不少糗事。
他在大安寨当农民时，为了一块大洋去冒名顶替，帮当地保长李明清参加三青团培训会，又没文化，只歪歪扭扭地写得来自己的名字。
受托时保长李明清曾反复嘱咐他，一定要在签名册上写下了“李明清”三个字，可父亲忘了“清”字怎样写，愣了半晌索性写成了自己的大名“李明钦。”
后来父亲又做胆巴生意，高光时刻还很牛逼，手下有二十多个兄弟，淡季的时候还专程坐发竿（轿子）去自流井吸鸦片、赌钱、逛窑子。
文革开始后，有人举报，说亲眼看见父亲在大安寨私塾学堂操场上走一二一，怀疑他是三青团骨干成员之一，是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
盐厂造反派去查敌伪档案，果然发现了父亲在报到签名册上的签名，据此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就将他停职反省了两个月。
后来已经是一中造反派小头目的大哥费了很大的力，才帮助他自证了清白，父亲不是三青团成员，只是冒名顶替，此李明钦非彼李明清。
小时候，看着父亲瘫在马架椅子上那一副熊样子，我总是暗暗发誓，长大以后绝对不学父亲，当铁匠，整天叮叮当当，累得够呛。
哪想到命运弄人，职业无选择，十九岁时我竟然父承子袭，干上了同父亲同样的营生，而且还比父亲低一个档次，他是国营单位，我是大集体。
只是父亲的铁匠铺子在土地坡上，我的铁匠铺子在八车间，二者相距三公里，但规模、格局和产品高度同质。
气得我一度又想放火烧房子。
那时父亲母和二姐说了三千句好话，赔了三百元现金，又帮忙耕好了队长的三亩良田后，终于达成了和解，好不容易处理好了三哥的事情，从眉山回到了自流井。
三哥也顺利地从眉山回城顶替父亲，成为了盐厂的正式工人，在三车间当烧盐匠。
我也从大哥厂子搬回家里，又很快进了盐厂大集体，被分配到八车间当铁匠，成了二等公民。
二姐很为我抱不平，说父亲的位置应该由我去顶替，毕竟我是幺兄弟，身体不好，又眼睛近视。
但大哥和父母担心三哥滞留农村会惹出大祸，才匆忙决定父亲提前病休，尽快由三娃子回城顶替。
三哥顶替父亲我早有所闻，如今成了既成事实，我并没有心存芥蒂，只是认为父母包括大哥应该给我说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定了，好没有道理。
母亲没有正式工作，顶替只有一个名额，三哥上我下，他们如此决策，还不对我吭一声，一种被忽略的感觉在心里由然而生，久久不能散去。
自流井盐厂是国营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盐厂大集体是由盐厂职工家属组成的集体企业，属于集体所有制。
二者在工资、奖金，各种待遇上都相差很长一截，方方面面不可同日而语，说笑人点，大集体职工谈恋爱都被人看不起，等于我一参加工作就低了三哥一等。
还不止如此，组织安排我当铁匠，我内心反应更加强烈，这个社会很卡鸡儿，开后门成风，没有公理，不讲规矩。
比我们那个小混混世界还蛮不讲理，我们总是讲混亦有道，多数时候都按照规矩行事，一般不会乱来的。
我身高一米六，体重九十斤，眼睛又近视，风都吹得倒，如此羸弱竟然被安排去干重体力，打铁的干活，好没道理哦！
领导身强力壮的儿子却分配到办公室，不出力气，不流汗，不晒太阳，不淋雨，道理何在？天理何在？完全是不依打路，乱来！
这虽说不是大哥设的局，但也是一种倒逼，与大哥做的局形成合力，无意间把我往高考路上推，这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