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循着前面人的脚步一路往西走，后面的枪炮声一直没停过，想必台儿庄那边的国军兄弟也开始撤退了。
幸亏当时从运河边赌气跑回来了，不然，担任断后任务的就是我们这批人了。
我们队伍里的川军兄弟们还是保持着行军的老习惯，那就是挑扁担，扁担是俺爷从村里弄来的，几乎一个村的扁担都让我们挑走了。
起初扁担挑着的筐里只有一些干粮，少量的子弹和手榴弹，出门之后，遇到能吃的野菜榆钱槐花，我们都给弄了挑走，这战乱时候，粮食不好弄，必须想办法把肚子填饱了，后来又捡到前面部队丢的东西，什么头盔，行军锅，水壶之类的，我们都放宝贝一样给带走，说不定哪会就用上了，川军真的是穷怕了，我们也饿怕了。
快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茅村镇，这里距离我们家已经有四十多里地了，这边很安静，没有枪声。徐州是个大平原，只有这里还有点山，也不算太高，比起后来我们见多的山，顶多算小土包。
这时候下起了小雨，春天的雨不大，但是它会一直下个没完，路上都是泥，走起来很费劲。
前面的部队走得很快，到现在还没见到他们人影，要不是能看到他们的脚印，我们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身上的棉衣都快湿透了，重得要命，脚上的鞋子根本穿不住了，泥窝里拔不动，只能光着脚丫子走，那时候我们除了冬天基本都是光脚丫子走路，脚底板都硬，根本不怕石头子。
又累又饿，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路两边的村民看见我们都把大门关死了，估计之前有部队抢了他们的东西。
杨娃子想去砸门，让常先生拉住了，说我们不是日本鬼子，不能骚扰老百姓。
杨娃子不服气:老子们在前面打仗拼命，借他们的房子歇歇脚不可以么？
川军刚来的时候人人都有斗笠的，现在早就丢光了。
看到一座小庙，我带着他们进去歇脚，七十多人挤在门楼和大厅里吃了点干粮，煎饼被雨水一泡，都黏糊糊的了，谁还管那些，有的吃就不错了。
衣服湿透了，行军的时候，感觉不到冷，一停下来就冷得打哆嗦，王彩凤的嘴唇都冻得发紫。
这庙里供奉的是关公，看香炉里满满的香灰，看来平时是有香火的，这会一个人都没有。
王彩凤给关公磕了三个头之后，往捡来的日本饭盒里装香灰，她说这玩意止血效果好。
我们就开始笑话割猪蛋的军医:看看人家，再看看你，一点都不专业，除了骟猪，啥都不会。
那家伙不高兴了:告诉你们，老子不是割猪蛋的，老子大名葛祖丹，是学过西洋医学的。
他不说还好，一说，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他这名字用四川话一说不就是割猪蛋么。
杨娃子开始唠叨:咱们必须要讲纪律了，现在把你们分成两个连，六个班，要像个正规部队的样子，我和傻大个各自指挥一个连，不要乱了套。
大家纷纷同意，当兵就得有当兵的样子。
虽说是两个连，实际只有两个排的人数，杨娃子这样安排的目的我懂，他是想找到大部队之后，起码保住自己连长的官职。
杨娃子想把王彩凤安排在自己的连里，人家不乐意，非得跟着我不行，说杨娃子这人太骚了，又把大家惹笑了。
最后愿意跟着他的都是川军的老兄弟，跟着我的除了常先生和西北军的十来个人，还有跟着我砍过鬼子的川军，他们说跟着我拼刺刀不吃亏。
我给我们营起了个名字，就叫扁担营。
没有生火取暖的条件，我们只能继续排着队冒雨继续往西走。
没走多远，我们在路边一个看瓜的草棚里看到有两个中央军的士兵带着一个受伤的军官在里面避雨，那个伤员不是别人，正是我昨天才见过的老冤家，在河边要跟我们大家的那个营长。
他身边的两个士兵看到我们，跪在地上举着头盔求我们:国军的兄弟，带我们营长走吧，他受伤发烧了，走不动了，这大洋是给你们的。
头盔里确实是大洋。不过扁担营的兄弟们都不待见这些人，谁让他们欺负过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