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前俯首帖耳，跟随中国的步伐，服从中国的安排。
思考了好1阵，李润石觉得很累，视线随便看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写完的信。再想到印度，李润石觉得以黑暗的方法论，印度就如同1块面团，可以随意揉捏。
中国想控制印度的手段并非是暴力或者阴谋，而是阳谋。先让印度国内形成1个非常上进的理念，发展经济是未来的正确方向。同时，给印度国内建设1个很合理的内部博弈制度。搞产业升级或者进行货币革命，都是极为残酷的过程。
如果印度地区各国倒在社会升级革命中，中国只需要出钱帮印度平息内乱就可以。如果中国认为印度地区国家的社会升级革命威胁到中国的利益，那就在改革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候，向印度地区提供以“缓和矛盾，帮助突破”为目的的最诚恳的帮助。
只要这种帮助够诚恳，绝不干涉印度内政，却又强调不能搞出内部暴力革命。印度地区国家的升级革命就绝不可能成功。因为真正成功的革命，无不是建立在打垮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旧阶层的基础之上。
中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阻止印度地区国家内部出现暴力革命，不仅符合人道主义，也不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对，尤其是能获得发生内部革命国家的周边国家的赞同。毕竟内战1起，周边国家注定会遭到波及。安定是进入经济发展轨道的世界的需求。
中国越是不干涉那些国家的内政，那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就会爆发的越猛烈。然后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结构改变，最终无法实现突破。而且社会革命本身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内战成功，也不意味着革命成功。
这就是何锐提出的方法论中的阳谋。
执行这样方法论，并不需要何锐这样的天才，只要能靠自己的本事通过中国共和制的选拔体系，就有足够的能力执行这样的政策。因为中国的手段是适时放手，并且提出完全合情合理，有利于各方的方案。印度地区国家的社会水平以及政治水平，如果中国全力介入，或许还能被印度抓住痛脚。面对中国的放手，印度根本无力对抗。
理论上，印度还能与世界各国联合，来解决本国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理论上，因为这么做，在得到成果之前，首先就要承受外国干涉的代价。中国完全不需要直接动手，只要在国际媒体上发表关于印度地区某国遭到了外国全面干涉的讨论，就可以通过中国获得的国际舆论主导权，让那个印度地区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者们对升级革命充满不信任。
李润石当过宣传部长，这种操作对他来说不过是雕虫小技，成本低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想了这么多，李润石愈发感受到了何锐的心情。何锐以难以理解的视野，看到了未来必然成为世界经济核心的中国将要面对的问题。这样的中国甚至不需要搞殖民扩张，也不需要搞帝国主义。中国国内从来不缺乏真正的民族主义爱国者，这些民族主义爱国者中能人辈出。至少在可见的60年内，中国民族主义爱国者们还不至于彻底腐化堕落。中国可以轻松的立于世界之巅，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
李润石却偏偏不能对这些人动手，因为摧毁这些人已经不是投鼠忌器的问题。李润石认同的世界革命，不是与民族主义对立，而是超越民族主义的更高境界。动手消灭中国民族主义精英，就是在打断中国的脊梁。
而且那些打着“世界主义”的人就真的都是好东西么？驱动世界主义的经济动力必然是经济利益，追求全球金融利益的人，必然会是坚定的“世界主义”支持者。
思前想后，李润石发现何锐提出的那个开玩笑般的说法竟然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案。中国在维持世界上最大工业体系的同时，并不追求超额利润。只有世界经济整体够强，才能遏制住中国的全面金融化。
顺这个这个思路考虑，就能看出何锐的思路核心，“反对世界的中国成为1个全球金融帝国”。但这个思路也不是有百利而无1害，中国不当全球金融帝国，就得成为世界产业中心。而驱动人类积极性的是“权力欲”，名声、财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更高的社会阶层，都是生物意义上的“权力欲”的表现。
在地球的演化中，权力欲保证了种群的延续与发展，这部分基因才能能够延续到现在。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人并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追求这些，可权力欲的推动力1旦成为了社会意义上的正确性，就必然制造出无数的悲剧。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如何锐所说，提出新的生活方式。用生活方式来平衡权力欲引发的个人追求带来的负面作用。
李润石回想起何锐仿佛托孤般的讲述，“塑造未来社会方式的工作，就得由润石同志来做了。”这让李润石苦笑起来，何锐是真的将1个天大的难题抛给李润石。这种托孤般的态度，好像隐藏着何锐偷奸耍滑，试图摆脱他本该承担责任的嫌疑啊！
理顺了相当的思路后，李润石也觉得自己得把这些先放1边去。如果持续思考的话，因为没有真正见到这些社会现实，李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