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网络的内鬼，要对这个腐朽而不公的国家发出自己的怒吼，但在杜兰看来她只是单纯的发泄，因为这种破坏并不能团结其他人，也不能打击敌人，可以说是不分敌我的攻击。
想要推翻腐朽，就要造反，造反就要有纲领，就要有口号，就要能团结更多的力量。
内鬼看着杜兰，知道他是电子罪桉九课的警部，也是警视厅的走狗。不过听杜兰说西方和东方是如何团结人手，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她觉得对方是在开玩笑，难道还是认真地传授造反技巧？
杜兰满脸都写着认真，每次教别人造反，他都是认真的。想要造反成功就要团结人手，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样。当年秦国虽然通过变法把国人和野人合成了黔首，但其他六国国人和野人还是界限分明，如何能把两者团结起来？就得找一个共同的敌人，也就是王侯将相。
这就好像在清朝末年，如何把士大夫和平民团结起来一样，就是要推翻压迫者，团结被压迫者。
为什么要团结国人和野人？因为贵族也能调动国人，楚霸王无颜去见江东父老，这江东父老都是国人。
想要打败楚霸王这样的旧贵，不借助野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团结国人和野人，矛头直指贵族。刘邦虽然输了很多次，但他的军队却总能重建，就是因为他的兵源不仅仅是国人，还有野人。而当时野人的数量是远远大于国人的。
“你想要推翻这个国家，可以学习西方，成为第一公民，推行公民至上，强迫华族配合你。就好像是二战时期的元首，只要把公民全部调动起来，这个国家就会改变。要么学习东方，团结国人和野人，直接推翻华族，重新建立制度。这两套思路都属于造反。”杜兰表示思路很简单，就看对方能不能做到了。
“你说的简单。”内鬼说道。
“本来就很简单，你看元首本来也就是一个美术院的落榜生罢了，但因为经济不好，他可以从普通公民出发，一步步走上元首的位置，可见公民至上是非常强力的，当然了到时候肯定也要给公民找个敌人，元首选择了排犹。当然你也可以学美帝，宣传民族排外。这些都是公民至上的手段。”团结公民就得找个敌人，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是这样的。
齐桓公‘尊王攘夷’，其实就是利用蛮夷团结周人。
在春秋时代，中原的制度和古罗马也差不多，古罗马是公民和自由民，中原是国人和野人。
古罗马贵族为了团结公民，让出了一个执政官，执行双执政官制度，也就是贵族选一个，公民选一个。
《控卫在此》
而在周朝，国人要是不爽，也可以进行国人暴动，直接推翻天子，周厉王就是这个被国人推翻的倒霉鬼。在古罗马也赶走了罗马王，用执政官执政，一开始只有贵族执政官，后来因为贵族执政官打仗不给力，老是打败仗，于是公民不干了，贵族只能妥协让公民也能选出执政官。
这就和鲁国曹刿论战一样，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古罗马的贵族元老院也是肉食者鄙，公民看不下去了。只是鲁国是曹刿出谋划策，一鼓作气，而古罗马是公民兵直接摆烂，直接拒绝打仗，直到贵族同意执行双执政官制度。
所以在古时候其实东西方的发展差不多，都有公民和国人的暴动，都有肉食者鄙，国人和公民都是胜利的关键。
一直到商鞅变法开始，情况就不同了。造反的方向也有了分歧，西方在公民至上的路上一路狂奔，而东方在团结国人和野人的路上一路狂奔。
西方是贵族渐渐下方公民权，最后贵族自己也隐藏在公民之中。而东方是国人和野人一起冲击贵族，最后贵族都成破落户了，谈贵族精神就成了个笑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所以西方一旦遇到危机，就会来一个‘尊王攘夷’，简单来说就是给公民找个敌人，基本上就是自由民。什么排犹啊、巫女啊、吉普赛人啊，黄祸啊，排华啊，异教徒啊，前苏联啊，反正一旦有内部危机，立刻就会找个敌人，团结公民，避免公民把矛头指向贵族。
中原一旦遇到危机，立刻改朝换代，谁来也不好使，可谓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不管外面是不是有外敌，国人和野人可不管这些，属于谁不让他们好过，他们就让谁不好过。
西方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看春秋历史就可以看到很多国人优先的记录。什么国人暴动、肉食者鄙、子产不毁乡校、尊王攘夷……全是为了团结国人而做出的让步。
甚至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王道和霸道，王道就是团结国人和野人，霸道就是国人至上。
霸道就是谁更能调动国人，谁就是霸主，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其实就是团结周人一致对外，把周天子当做借口，实际上是齐桓公做周人盟主。
王道则是谁能调动国人和野人，谁就是王者，商鞅把国人和野人并未黔首，一起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