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子想要组建船队出海，对此甘露殿内无人反对。
“即使后世有育种选种之法，有那科学肥料，有那新耕种之技…”
杜如晦顿了顿组织语言道：
“但即使这些全无，这玉米亩产已足有稻麦一倍还有余。”
对一个重农的帝国来说，单单这一点诱惑力就已经非凡。
而且认真算来，如今有罐头有地图，五牙楼船即使是后世也颇多盛赞，能确保战力无虞，再加上沿岸小心航行，风险应当是不大的，唯一问题就是往返可能要以年作单位了。
但…募敢之士便是！
李世民便也不再犹豫，当场决定：
今天诸般事毕之后，拉着刘仁轨谈谈心，便将其派入海师，顺带评估一下能否出海。
可行便组建远航船队，去探索西方，寻《几何原本》，收拢异族人才，宣扬大唐威名，打探美洲的消息。
若是返回的快，说不定在经过印度时候还能捎上玄奘大师一行呢。
打定主意之后，李世民回看了一下马尔萨斯陷阱这个词儿，他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身为皇帝，治理兼并是影响到皇家切身利益的，因此李世民对这陷阱叙述堪称感同身受，而且也愈发明白。
太平世道愈久，兼并只会愈发严重。
后辈此前说封建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李世民深以为然。
魏晋南北朝时的王家谢家司马家都是犹在眼前的例子。
损天下而肥己家，是对这些大姓最为恰当的描述。
他们就如同一群只知道吃的肥彘一般，先是吃掉了乡里，然后再吃掉州郡，吃得国家衰弱，最终自身难保。
但李世民同样也清楚，治学再兴盛也不可能人人为圣人，后世所说的吃人还是无法避免。
既然这样，将他们放出去吃外人，总好过吃大唐百姓吧？
不过这些的前提还是要看开海结果如何。
白江口之战除了史册的寥寥二十字之外，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东西是《唐刘仁愿纪功碑》。
而这个碑说起来也颇多坎坷，因为刘仁愿本人的最终结局是流放云南，此后史册中就再没出现过他的名字了。
不过顺着这个纪功碑的赞文捋一捋，倒是能够做出另一个猜测：
唐失朝鲜半岛，很大可能还是和刘仁愿的被流放有关。
白江口之战后，一方面是唐朝本身力量捉襟见肘，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百济以示诚意。
因此熊津都督府的官员基本都是百济人，此时已经出现了一点羁縻化的苗头了。
而关于熊津都督府的最高长官选属，事情就相当微妙。
刘仁轨功勋卓著，因此百济第二次被灭之后，刘仁轨驻守当地，刘仁愿班师回朝。
664年，刘仁愿领高宗之命，返回熊津接替刘仁轨任职熊津都督，这本来是挺正常的轮换，但两个老战友最后闹到了高宗面前。
因为刘仁愿拿着高宗的命令坚持要换，刘仁轨认为朝鲜半岛问题还很多，比如还没完全安抚的百济，以及野心昭昭的新罗，换防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两人的意见都没错，于是闹到了高宗面前，按理来说这种事儿就是选一个拿定主意就行了，但高宗展示了一把高端操作：
刘仁愿被召回。
刘仁轨继续驻守，但熊津都督职位被褫夺。
然后高宗一封诏令下来，在长安享乐的扶余隆就一脸懵逼的成了熊津都督。
扶余隆抵死不从，长安有吃有喝有的玩儿，百济那破地方啥都没还冷的要死，狗都不去！
本来皆大欢喜的事儿，高宗硬是能让大家都添堵。
这件事之后，刘仁轨缺了都督的名头在熊津怎么干都不痛快，不到一年就主动申请回国。
扶余隆还是抵死不从，于是刘仁愿再度动身，接替刘仁轨驻守百济。
刘仁愿兢兢业业没说啥，在百济干了三年，成果斐然，当地的百济人还自发给刘仁愿修碑表功，也就是流传到今天的《唐刘仁愿纪功碑》
随后的事情很简单，667年唐朝发动了灭高句丽的计划，驻守熊津的刘仁愿自然要配合出兵。
但出兵有延误，虽没有贻误战机，但这件事最终还是被报告了上去。
此时的李治身体已经越来越差，愈发虚弱的身体也让高宗性情变得逐渐暴躁，看到这份报告时便想起来曾有人风传，说刘仁愿“图谋割据海东”。
在皇帝的猜忌之下，很快刘仁愿便被以“逗留不赴”罪名押回长安。
心有委屈的刘仁愿给高宗当面辩解，此举反而更使得高宗暴怒，下令处死刘仁愿。
不过随即就醒悟过来，刘仁愿再怎么说也有灭百济、镇熊津、征高句丽之功，如此处死实在不妥，因此便改为流放今云南姚安，此地实在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