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起逃走赵玉龙被捕之后，大柳树村的那群混蛋们再次疯狂了起来，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欺负同学。有了赵玉龙的教训，他们在殴打同学的时候也注意力度和火候，通常只是拳打脚踢，避免造成重伤。但是殴打的频率比以前高多了，所有以前在他们挨王起打的时候围观过或者看过一眼或者笑了一下的人都遭到了清算。
但是这帮混蛋主要欺负应届生，只是偶尔打打复读生中那些不好好学习的或者特别让他们不爽的，对那些一心扑在学习上的复读生倒不经常欺负。他们不太欺负复读生一是因为和复读生关系生疏，没有交集；二是因为一些复读生为了考中专复读了好几年，年龄大一些，真打起来可能不容易制服；更重要的是复读生们几乎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了学习上面，如果校霸们搅黄了复读生的前程，可能会被不顾后果地报复，所以这帮混蛋也有顾忌。
赵玉龙的被捕，让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烦闷且忧伤。我很牵挂他，很想去看看他，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他。
他的家人没有再来过学校，我把他的铺盖卷起来放在床脚，把他箱子里的馒头清理掉。虽然盼着他回来，但是我知道，一时半会儿他肯定回不来了。几周之后他们村里的人来乡上赶集，把赵玉龙的自行车骑回去了，顺便也把铺盖卷儿捆在车子后面带走了，至于那个小木箱，不好拿，就不要了。我把箱子搬到了床底下。
或许旁边的同学嫌那个位置不吉利，或者他不喜欢我吧，反正他没有把自己的被褥往过挪，也没有其他同学搬到赵玉龙睡过的地方。这样一来，我的被褥旁就长久裸露着约半米宽的土黄色床板，这裸露的床板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大家，赵玉龙这个曾经睡在大通铺上的兄弟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失去了赵玉龙，我得另外寻觅一个同学作为我的挚友，因为年仅15岁的我需要朋友，需要一个关系与众不同的人和我在一起，这一方面是因为赵玉龙离去后我内心的空虚急需另外一个人来填补，另一方面我也需要向别人证明我有好朋友。这个年龄段我们对朋友对友谊的渴求是很强烈的，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最铁的朋友，能独占某个好朋友的全部友谊。但是要结交这样一个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也不容易。
不久后谭勇浩成了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们两个结交的过程却浸透着血泪。
谭勇浩是复读生中差不多最活跃的一个，经常跟我们一起打闹，没有完全隔绝与应届生的联系，同样爱闹腾的我跟他比较熟。
教室里由于学生太多，坐得非常拥挤，竖排坐了九列，横排有九行，一个三间房大的教室，除了前后门处及讲台和后面砌烤火炉的地方外，角角落落都塞满了桌椅。最后一排学生的后背紧贴着教室的山墙，后几排由于距离黑板太远，视力不好的学生常常看不清老师的板书。而第一排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中间四列的第一排当然是最好的，他们的课桌可以紧挨着讲台，离讲台和老师最近，但是最右边三列的第一排几乎被推到了黑板所在的那面山墙的墙根底，最左边两列的第一排也很靠前，紧贴着前门的门框。
由于黑板反光，右三列的前三排和左两列的前一排没法看清黑板另一边的板书，这两个地方和倒数一二排就成了位置最差的地方。面对这种情况，老师也没法协调座位，于是大家约定俗成，每周教室里的所有桌椅向前向左滚动一次，就是整体上向前挪一排向左挪一列，最前排挪到最后排，最左列挪到最右列，一学期滚动18-20次。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公平的做法，唯一的问题就是有可能把自己的桌子滚动到不喜欢的同学身边，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最怕的就是滚动到班霸身边。我运气不好，赵玉龙被捕后的第二周就滚动到了校霸头子魏建军身边。对于这个座位安排，我想起来就头皮发麻，从坐在魏建军身旁的第一刻开始，我就处处陪着小心，生怕得罪了人家招来一顿拳打脚踢。
星期一整个早晨我们相处得很和谐，他还跟我说说笑笑，我的内心无比温暖，心想这次跟他相处好了，有了这份交情，说不定以后就不会再找我麻烦了，这样我或许可以平安地度过剩下的一个半学期。
但是我的这个梦想很快就幻灭了。下午的后两节是自习课，他找上了我，因为一支钢笔。
我以前用的是一个老式的大头钢笔，质量很不好，握笔处裂了个口子，漏墨水，我用透明胶布粘了又粘，虽然每天墨水都会浸脏我的手，但还可以忍受。在凑合用了两年之后，这学期开学没多久，这支老钢笔的笔尖坏掉了。先是笔尖中间那个缝儿越来越大，写字越来越粗，我就用钳子往一块捏了捏，结果用力过猛，笔尖的一边断了。剩下个单边，不能连续下墨水，我虽然凑合用着，但实际上这支钢笔已经彻底不能用了。我只有这一支钢笔，初中的所有作业又都要求用钢笔或者圆珠笔写，街上卖的圆珠笔芯往往写不了几个字就不下油墨了，所以用钢笔是最经济的，这钢笔一坏，我马上熄火了。
在我们这个一学期学费加杂费只要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