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月中下旬开始，天越来越冷，宿舍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烤火炉，晚上十点半就关电，我们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和方法。宿舍是很旧的房子，门窗的封闭性都不好，门板有好几条一指宽的缝，木框的窗子上单片玻璃残缺不全，我们从写过的作业本上撕些纸把门缝和窗户糊起来。尽管这样处理了，也阻挡不了黄土高原冬天那猛烈的寒风，晚上大风呼呼地从门窗缝里灌进来，宿舍冷得跟冰窖一样。
手脚可以放到被子里，但是脑袋必须露在外面，很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耳朵被冻肿了。我的耳朵也肿了，很痒。其实我的耳朵很多年之前就冻伤了，每年冬天必肿，好像到了冬天不用冻就会肿起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晚上在宿舍里冻肿的。
房间里很冷，被窝里也不暖和，褥子和被子都是用了多年的旧棉花，不柔软，也不保暖，真有杜甫所说的“布衾多年冷似铁”的感觉。尤其刚钻入被窝的那一刻，那个冰冷，真是钻心啊。因为穿的是棉袄，睡觉时又不可能不脱掉，而脱掉棉袄，又没有像样的秋衣秋裤，更没有毛衣毛裤，虽说贴身穿了衣服，但那都是很薄的夏天穿的外衣裤，基本没有御寒功能。
每到半夜，冷气从脚底下蔓延，只觉得被窝从脚底开始一寸一寸冷上来，双腿自然蜷曲起来，到最后就蜷成一团，但是褥子和被子都是那种很窄的，我的褥子只有七八十厘米宽，身体侧身一蜷曲，某个部分就会露到褥子外面去，常常会被冻醒。
以前每到冬天我跟赵玉龙钻同一个被窝，这样不但可以铺两层褥子盖两层被子，还可以相互温暖，比较好过。今年没了赵玉龙，我必须另找一个人共抗严寒，环顾左右，只有谭勇浩等少数几个人还单着，很明显，我和谭勇浩做搭档是最好的。我让他把被褥搬到我这边来，因为他那里太挤，我搬过去睡不下，而我这里有空地方。
谭勇浩的被褥也很单薄，他家就他妈一个人供他上学，经济很不宽裕，因此无论穿着还是被褥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俩凑在一块儿也算是“臭味相投”。
十二月初，天更冷了，宿舍里冷得简直没法睡，很多住校的学生选择走读，不住校了，他们宁可每天早晚花费一两个小时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也不愿一整夜在宿舍里受罪。随着走读的学生越来越多，宿舍里越来越没有人气，没人就会更冷，我和谭勇浩也必须另想办法了。
我走读没有问题，家虽然远点，但起早贪黑也还是不耽误上课。而谭勇浩却不愿意住到他姑姑家去，父亲去世那么久了，其实他家与姑姑家情分已经很浅了，来大坡子乡中学复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家所在的乡中学条件更差，教学质量差大坡子乡中学一大截，几乎连能教初三课程的老师都凑不齐。
母亲为了让他能有个好前程，差不多砸锅卖铁拼尽全力了，只要谭勇浩能出人头地，也算孤儿寡母这么多年的苦没有白受，更是对亡夫在天之灵的告慰。因此母亲不惜低声下气地求姑姑，给姑姑家送来米面粮油，拜托姑姑每周给谭勇浩蒸两锅馒头，姑姑家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谭勇浩要是能受得了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搬到姑姑家去住也未尝不可，但是他从小没有父亲，于是就形成了性格上的防御性，有着倔强而脆弱的自尊，这份自尊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寄人篱下的不自在。
谭勇浩的姑父有点儿公职，在乡农技站做技术员，有一间办公室兼卧室，由于离家比较近，姑父平时多数时候是回家睡觉的，再加上冬季是农闲时节，不需要什么农业技术指导，于是姑父就长期住在家里，农技站的那间办公室是长期闲置的，后来姑父允许谭勇浩睡到那间房子里去。
农技站恰好在中学的斜对面，上下学也方便。谭勇浩要我跟他一起去住，这真是天大的好事，我们都欢喜不已。
房间里的床是可以用煤火取暖的，可以称作“炕”，但是跟农村里的土炕有区别。这种床两面靠墙，另两面用砖头砌成七八十厘米高的炕圈，在炕圈里面堆上大量煤灰，在煤灰里挖出两个槽子，槽子里放上粉末状的煤，在煤里埋上烧得通红的炭火，然后用煤灰把燃煤埋起来，让煤在缺氧的状态下慢慢燃烧。
炕圈上放一个木质的床板，这样燃煤产生的热量就会加热床板。这种简易的炕加一次煤可以保暖四五天甚至一周。因为这种炕没有通向房间外面的烟囱，燃煤产生的所有气体都排放在房间内，所以燃煤必须用煤灰严严实实地埋住，如果埋得不严实，就会一氧化碳中毒。当然使用得当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们两个终于可以钻在暖烘烘的被窝里了，当然，床板只有约一米宽，我们必须钻在一个被窝里，其实两个人一个被窝都睡习惯了，就算床更大，也应该会睡在一个被窝里。
房间是泥坯房，就是用黄泥巴压成的土坯砌的，很简陋。有桌椅，桌子虽小但两个人趴在上面学习没有问题。有带烟筒的火炉子，但是门后只有一点点炭，经不住烧，如果不节省，一周就能烧完。
有火炉子，我们就动起了做饭的心思，大冬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