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谭勇浩喜不自胜的神态，我知道他是真的动心了，也难怪，那么漂亮那么可爱的姑娘，谁不动心呢？我也动心，只是可望不可即而已。
正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年龄，就问道：“那姑娘多大年龄？”
“16岁，比我小一岁，小学毕业后就没上学了，在家里待了两年，之后来新疆投靠亲戚。亲戚先是给找了个保姆的活，帮别人家带孩子，结果那家主人对这个姑娘不好，把姑娘看得很贱，平日里各种冷嘲热讽呼来喝去不说，每天没事也得找出一堆事来，姑娘在这家就像个奴隶一样，不能有一刻清闲，关键是经常被辱骂，甚至被殴打。后来姑娘一气之下从那家出走，工资都没有要了，亲戚又托人找了这份工作，在这个物流公司打杂。”
20世纪90年代初期，去大城市给有钱人家做保姆是我们那一带农村小女孩的梦想，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如果要出门打工，通常都是去大城市做住家保姆，因为除了这个工作外她们找不到别的工作，没有南方的工厂来我们这里招女工。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可以去建筑工地抱砖头，但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就算愿意去建筑工地卖苦力，包工头也不会要，一是女孩子没力气，二是没地方住，总不能让女孩子和这么多男民工一起睡大通铺吧。
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就有好几个女孩子去北京做保姆了，邻居家那个高我一级的女孩子，初一初二时几乎天天跟我一起骑自行车上学，去年初中毕业后她就去了北京做保姆。但凡有谁家姑娘去了大城市做保姆，村里人都会羡慕地说道一阵子，在农村人看来，这是一份荣耀。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把去大城市做住家保姆这个事看得很荣耀，我像村里人一样认为那是很风光的工作，从来没想过这当中会有什么艰难。今天听了谭勇浩的讲述，我才猛然反应过来，住家保姆，那是寄人篱下的佣人，恐怕没有村里人说的那么风光。
我笑着说：“这样的家庭出身听起来跟你很般配啊，那你就抓紧吧，争取娶回家去。”
谭勇浩喜滋滋地转身寻觅爱情去了，看着他要飘起来的步伐，我就纳闷为什么好事都找到他了，怎么就没我的份儿？失落中工友喊我去逛街，我就跟着他们出了门，说是逛街，其实就是坐在街边看女人。好吧，不可亵玩，那就远观吧。
此后，我几乎每天都要问谭勇浩的爱情进展，每次问起，他总是得意地说快了，我问到哪一步了，他就故作神秘，不肯说一个字，看他的神情，我想进展应该顺利吧。
我们工地上还有一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半大小伙子，恐怕也就十六七岁吧，是宁夏人，名叫马立军，他也是跟着十来个老乡来新疆打工的，今年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个小伙子个子比较矮，也很瘦，干巴巴的身材干起工地上的重活很吃力，因为干不动，没有人愿意跟他搭伙。
我们干活虽说是按天来算工资的，但是很多活施工员一般都安排几个人一组，要求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些活干完。因为工作任务在那里，如果组里有人干活不行，就要其他人分担更多，所以干不动活的人就会被大家嫌弃。马立军就是被所有人嫌弃的那一个。
因为没有人待见，每天早晨分组分活的时候，马立军经常会被剩下来，这样他就只能一个人干点零工，比如筛个沙子什么的，但工地上也没有那么多一个人单干的零活，就算有，其他人也要抢，所以隔三差五马立军就没有活干，只能在工棚里睡觉。而工棚里每天都要来几拨吸毒的，我只在工棚里休息了一天，就碰到了那么壮观的场面，马立军在工棚里待得次数多，谁知道他遇到过什么场面。
很多吸毒的似乎跟他认识，进门出门的时候通常会跟他打个招呼，关于这一点，带他出来的小包工头提醒过马立军，让他不要跟这些“瞎怂”有什么瓜葛，马立军解释说自己在工棚里待得多，见面次数多，自然就熟一点，也就打个招呼而已，没有别的。我们想想也对，就没有人再多想了。
我来到工地一个半月的时候，二号工地地基已经起来了，很多工人分流到一号工地，一号工地是个六层砖混结构的住宅楼，主体已经砌好了，正在进行地板的“找平”和外墙面的“勾砖缝”。工程并不大，没有塔吊，只有卷扬机往楼上运送物料，为了方便物料的运送，各房间之间都是打通的，再加上所有的门窗都没安，所以楼房看起来千疮百孔。
一天早晨，我们正在一号工地作业，突然警笛大作，两辆警车来到了工地，七八个穿警服的警察一下车就堵住了工地的出口，工地的厨师也从警车上下来了，我们猜想是警察先到了我们的住处，发现所有人都上工去了，于是让留守的厨师带他们到工地上来了。
警察喊来工头询问情况，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和工头叽里咕噜了一阵子后，工头扯开嗓子喊马立军的名字，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犯事了。
其他人也帮着找马立军，马立军今天是在三楼上工，但是警车来了之后工地上乱了，大家都注意警察去了，等到警察找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