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家时已是10月中旬，各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半月了，想要中途找学校插班并不容易。大坡子乡中学我们是不愿意去了，谭勇浩家所在的乡镇中学条件太差，没地方住，每天来来回回翻山越岭的，太影响学习。其他乡的中学要么教室满员，根本插不进去，要么没有地方住，都不行。我们把周边乡里的中学都跑遍了，却毫无希望。
后来谭勇浩建议去城里读，这又让我大吃一惊，乡里娃哪里敢轻易进城？城里的中学花费那么大，哪里有钱读？但是没有办法了，只有去城里那几所很差的中学试试运气，那几所学校主要是城市里学习不好考不上一中二中的学生上的，由于教学质量太差，校园风气不好，且花费大，乡里学生一般不去这些学校读，就算是农村的复读生，除非迫不得已，一般都不会上城里去读书。
我们筛选了两所中学，杨柳五中和杨柳四中，五中嫌我们不能提供以前的成绩单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拒绝了。到了四中，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苦苦哀求下，老师答应给我们几套卷子，让我们在办公室作答，以试卷成绩来决定。
虽然我们已经四个多月没有看书了，但是以前学的东西还没有忘记，几套卷子我们做得得心应手，没用多少时间就做完交了上去，成绩出来后四中的领导和初三班主任都很高兴，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明年本校考上中专的人数又多了两个，那将给这所名声不好的学校带来荣誉，也会带来金钱的奖励，所以他们简直大喜过望，校领导一高兴，就给我俩免了学杂费、住宿费等费用，安排我俩立即入学。
10月下旬我们如愿坐进了初三的教室。中专，这个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出路就在眼前，我俩决定全力以赴，绝不浪费这难得的机会。
杨柳四中虽然是城区里面的中学，但是条件很一般，教室是很破旧的砖瓦房，墙壁只有前面一堵墙是灰砖砌的，其他三面墙只用砖头砌了柱子和墙基，剩下的都是用土坯砌起来的，土坯上抹着泥巴，泥巴上抹着白灰，当然白色的墙面和铺着砖头的地面还是比乡镇中学高级，这份高级时刻提醒我们这是一所城市学校的教室。桌椅的面貌比乡里中学好太多了，一人一个小方凳，一人一个带桌框的小方桌，桌椅的高矮、形状、颜色都一致。
至于住的地方，跟乡里中学没有多大差别。杨柳四中虽然每个班级农村学生不多，但是这么大一所学校，这么多年级，这么多班级，合起来农村学生也还不少，初中年级住校的男生有三十来个，女生可能有二十来个。初中住校的基本上都是初三的学生，基本上也都是来复读考中专的农村学生。学校也有高中部，但是高中部纯粹是打酱油的，多年以来，杨柳四中从来没有考出过一个本科生，甚至连考上大专的都寥寥无几。乡里孩子一般不会上这种没有意义的高中，所以高中生住校的较少。
初中的男生和高中的男生合住在一幢有两层楼高的古老的灰色砖瓦房里，这间房子有点儿像一座老庙，房子个头很高，但又不是楼房，只有一层。糟糕的是，这种房子很窄，不能像那种大教室改成的宿舍一样放一圈床板，这种房子里只能放半圈床板。当然，大家睡的也是大通铺。房间里空出来的地方就用来放自行车，虽然大部分同学离家有几十公里远，而且要翻山越岭，但是因为没钱坐公交车，大部分住校生都是骑自行车来回跑，我和谭勇浩也是骑自行车。
到了城里，终于有食堂吃了，可以每天吃热饭，这是个好处；但是每天也只能吃食堂，没法像在乡里中学读书时那样每周回家拿两次馍了，这样一来每顿饭每一口吃的都得花钱，这又是个很大的弊端。在城里上学我们通常两三周才能回去一次，带来的馍也吃不了多久，主要还是吃食堂。
初入城市，首先感觉到的是钱不够花。刚回来的时候，因为口袋里还有一点儿打工赚来的工资，腰杆还比较硬，我说要上学，父母不支持但没法阻拦，我拿着自己的钱去了，就这么报上了名。可是挣的那几块钱哪里够顿顿去食堂吃饭啊，仅仅过了两周，我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谭勇浩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他在乌鲁木齐挣的钱多半留给了刘婷婷，因此他带回家的钱比我少。但是他妈妈支持他上学，想尽办法给他筹钱，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多余的钱。
后来学校食堂的老板实行“面粉换饭票”的措施，学生可以把自家的面粉交到食堂，食堂老板按照一定比例兑换成饭票，买饭的时候只要交饭票就行。这个办法很好，农村经济很死，农民手头有余粮，但没地方卖，国家通过免费收“公粮”的方式和与土地亩数挂钩的特价“购粮”政策收够了需要的粮食，平时农民家里想要卖掉余粮，不能说没人买吧，但非常难卖，所以农村家庭要钱没有，要粮食多得是。这一点在我家很典型，几千斤小麦压在粮仓里，卖不出去，可家里却没有钱花。
自从可以拿面粉换粮票以后，我就经常回家，用自行车驮一大袋子面粉，翻山越岭，骑行将近100里路才能到学校。常常自行车后面是一大袋将近100斤的面粉，自行车前面还挂着20来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