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宝的母亲哆哆嗦嗦的在衣服里面摸了半天，才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了揭开，里面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
收银台的那个年轻的小姑娘一脸嫌弃的接过俊宝妈递过来的一堆的乱七八糟的纸币，看了一眼就说钱不够。
俊宝爸忍住悲痛陪着笑说，同志，是不是看错了，能不能数一下？那小姑娘白了俊宝爸一眼，提高了音量说，切！我会看错吗，就这么几张“大团结”会够吗？
那姑娘小声的嘀咕道：“没有钱看什么病嘛，你以为医院是给你家开的，一帮穷鬼…”
忽然，一个声音炸雷般的响起：“小周，说什么呢？”那姑娘一抬头，看见刚才外面的那个老者走了进来，一脸严肃的看着她。
那姑娘慌忙的低下头说：“周副院长，没…没说什么，他们带的押金不够。”
周副院长看了看俊宝的父母，叹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看着姑娘说：“押金不够，我这里有，先治疗吧，救人要紧！”
兰花的父母当场都要跟周院长跪下了。虽然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但这个社会还是有好人的。周院长摆了摆手，制止了兰花的父母。
随后俊宝被带到了抢救室，周院长亲自坐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短短的几个小时仿佛几个世纪般的漫长。兰花的父母肝肠寸断望眼欲穿的守在手术室的门口。
尽管已经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口干舌渴，嘴唇开裂。他们也是浑然不觉。眼巴巴的看着那扇门，那扇亮着红色灯泡的门，那扇决定着他们儿子的生死存亡，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门。
门开了，周院长满头大汗的走了出来。愁容满面，看来奇迹没有发生，老天没有眷顾她们，他们的宝贝儿子没有活蹦乱跳的从里面被推来。也许老天爷睡觉了，没有睁开他那双仁慈的眼睛。
兰花的父母慌忙的迎了上去，周院长擦着额角的汗说：“送来的太晚了，情况不容乐观，我们会全力医治的，留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回去筹钱，先交三百块吧，多退少补！”
兰花的父亲当天就回来了，一身的泥污，也不知道路上摔了多少的跤。三百元，在八十年代，那可是个天文的数字！
三百元，无异于压在他们背上的一座大山！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又不让经商，说是投机倒把，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
农民风里来雨里去，全靠土里刨食。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也就几百元。这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
碰到老天不开心，干旱少雨，洪涝灾害不要说收成，能够填饱肚皮就烧高香了。
以前的农村，孩子多，负担重。交完公粮后和提留款，剩下的粮食只够半年的口粮。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红薯叶，红薯干，红薯馍，玉米糊糊，田里的野菜，加在一起，才能勉强凑够一年的口粮。
虽然乡亲们都很同情，但大家也不富裕，农村刚刚结束吃大锅饭的集体生活，才分到了田地。农村基本上还是七十年代的面貌，大伙还住在土坯房，茅草屋里面。
大家的家里估计比脸还要干净，只能张家两元，李家三元的表表心意。这点星星之火无异于杯水车薪。但俊宝的姓名危在旦夕，没有钱就救不了儿子的命。
兰花的父亲一夜未眠，地上的烟头掉落了一地。清早起来打开房门的时候，人们惊奇的发现这个二十六的浓眉大汉的双鬓竟然有了一些白色的头发。
看来只能走最后一条路了，为了救下儿子的姓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兰花的父亲咬咬牙，摇摇晃晃的走进了村长的家里。
村长的亲戚明里是公社的信贷员，私下里却干着违法乱纪的勾当。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是2分，到了他的手里就变成了3分，但收据上开的却是2分。
那多出来的一分利被他称为手续费，收入了自己的腰包。你想贷款还要请他吃饭，好酒好肉，好烟好酒的招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