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站在一起的知青小李，捣了捣我说：“小卫，你看台上那人，是不是你爹？”
其实我早就看见了，只是不敢吭声。
我爹站在那里。虽然他事先没有告诉我，我还是看的很清楚。
我嘴上没说什么，但我心里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我爹也要被拉来批斗？他天天在地里干活，既不说话，也没写过什么文章，斗他能有什么用？
知青小李在一旁说“我就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我一听小李的话，赶紧小声说：“别胡说了。”
我和小李正在小声议论着，台上的斗争大会已经开始了，只见一个公社干部模样的男人，站在台上，拿着写好的稿纸，对着麦克风开始发言。
台下一片乱哄哄，台上的人继续大声说着，好在是高音喇叭，台上的声音压住了台下的声音。
人世间有时很奇怪，我们经常听说一拳难敌四手，可有的时候，正好适得其反。
台上的人继续说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斗争。因为我们的敌人和所有的反动阶级一样，念念不忘要搞复辟。就象今天台上这些地富反坏右一样，他们贼心不死，时刻不忘复辟他们过去的反动统治。
大会在口号声中和一个接一个的念稿发言中结束了。大会结束后，我不知道我爹是怎么回去，我也没有再多看我爹一眼，就和知青小李、小洪一起随人流走出了礼堂。
在回生产队的路上，知青小李、小洪和我一起走着，他俩不停地和我说：“我就搞不懂，这些人，都死透了，他们说的之乎者也，和今天什么关系啊。”
小洪对我说：“小卫，你爹他懂吗？我看你爹根本就不懂，他就没想过要搞什么复辟。小卫，你是地主孙子，你想过当地主吗？”
我听着小洪的话，气的朝小洪踢去：“去你的，尽胡说八道。”，小洪笑着，加快脚步，跑着离开我们一段距离。
这次参加千人大会，还有一个让我记忆尤深的是，我爹不仅人老实，还真的很悲伤。
就拿他参与这次斗争大会来说吧。我爹按照生产队通知要求，到场站在那里一上午，不说颜面全无，单凭心灵磨难，也应该记分工吧。可是，不但没有补偿，连半天的工分也不给记。
而我们去参加大会的生产队社员，不论你听懂听不懂，也不论你中途是否溜号，只要是大会前，点名人在场的，回生产队一律记半天的工分，也就是5分工。
我那时劳动一天记8分工，回去就记了4分工。
我爹辛辛苦苦一上午，不但未记工分，还被按未出工处理。
我爹是一个很实在的老实人，虽说是地主的儿子，无论遇上多大的悲伤，从不会去抗争，更不会花言巧语的去钻政策的空隙。
又是一年开始了，离过春节就剩下数得着的天数了，生产队张榜公布了队里一年的账目。
奶奶在世时，我从不关心队里的这些事，一切有奶奶、爹顶着，我也从没有饿的饥肠辘辘。
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也下田劳动挣工分了，自然就关心起我家的收入情况，其实真心是关心我的劳动收入。
张榜公布的账目，贴在我家原来大院的大门上，但看的人并不多，因为生产队里的社员大多不识字，也看不懂。
他们直接进到队部里问生产队会计，家里全年收入多少？会计一说，他们听完，回家各自算计下，大差不离的就完事。有差错的就会再到会计处，又是争吵，又是核对一年的记工表。
我站在大门边，认真看了下张贴的账目，虽然不是看的很明白，但基本上了解了我们家的收支情况。
奶奶在世时，每天出工记七分，全年出工258天；我爹每天出工记十分，全年出工379天（加上额外劳动补贴的工分）；我每天出工记八分，全年出工48天。生产队全年决算为：每十分工为一个工值，一个工值6分钱。我家全年收入为：奶奶的258x07x006＝1084元；爹的379x1x006＝2274元；我的48x08x006＝2·30元。全家合计收入3588元，除去全年预支的口粮，加上为奶奶购买棺材预支的35元钱，我家实际上还欠生产队266元钱。
看完我家的全年收支情况，我才真正懂得了我爹那句：“你也长大啦，不用上学了，回生产队干活吧，不尽快把预支队里的钱还上，明年开春，咱俩就没有囗粮吃了。”
这时，我才真的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也才理解了读书无用论的真谛。队里和我同年龄的小青年，上工都是一天记十分工，而我因为长期未劳动，不能达到出工出力的标准，只能记八分工。我辛辛苦苦干了一个半月，也才值两块多点钱。
不过那时的二块多，在乡下还是很值钱的。那时的俗语“一分、二分，余着结婚。一分钱掰成两半用”都真实地说明了一分钱的价值。
很快新年春节来了，大年三十上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