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阆中的第二年十一月，新皇登基，改年号为洪惠元年。
具体是哪个新皇我不得而知，也没人能告诉我。百姓的生活脚踏尘泥，目之所及不过是交多少税、服多少役，至于九霄云殿上坐着的人姓甚名谁，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我的好奇心如百爪挠心般存在着。
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减免赋役。
牛皮税、布袋钱、率贷退出历史舞台，青苗钱、盐税折了一半左右。墙上张贴的布告前围满了欢呼的百姓。但这只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朝廷公告。公告上没写的，就是地方收而不报的苛捐杂税。公告上写了的，官差执行起来也是另一套说辞。
建筑工匠的服役从每月二十日减为每月十五日，匠铺里众人狂欢。
关于罪犯减刑开释的诏书里，还包含着一个不起眼的条目：罪人子弟恢复科考资格。
据说宋晴在布告前激动得喊了一嗓子，方圆一里地都为之震颤。
一夜之间，宋昀从罪臣之子变成了准新科进士。
自此，阆州文人雅集都有他一份请帖。我以为宋昀受了那么多冷嘲热讽，一定能霸气地甩脸子说不去。而他却面无表情地收下所有请帖，甚至面无表情地去了。
“人情也是科考的一部分。”
我问宋昀为什么，他这样解释。考前需要行卷，考后还有公荐、通榜，最终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考官对考生的印象，而这个印象众口铄金，不能有一点大意。
无论是对嘲讽过他的，还是两年没理他的，宋昀都客客气气，该笑就笑，该附和就附和。我听他一对一讲学快两年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风格。他有诸多自己的见解，也愿意静听别人的见解，但他不喜欢别人没有见解却佯装有，或者有见解但没逻辑。
当聊起将来要考哪一科，他也会和所有人一样苦笑着说，狗都知道要选明经，进士根本不是人能考的。
可是在自家书房关起门来，他却告诉我，他想考进士。
这话后面还跟着一句“你别往外说啊”。
“明经和进士是何区别？”
“明经是儒学典籍的背诵，进士要考杂文、帖经、策问。明经招的人多，进士招的人很少。”
基于自己朴素的理解，我道：“这么听来，进士更难，但更适合你。”
我一厢情愿地相信，宋昀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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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守孝三年，其实准确来说是二十七个月。宋昀的守孝将在明年三月结束，正好能赶上下一场秋闱。至于他在两年前就已经拿下的解元，这次恢复资格后问了官府，说是已经作废了。
距离考试还有十个月，宋昀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儒学经典的温习计划。相应地，文书铺子的经营必然要调整。现在宋晴和王上清卖酒的事业蒸蒸日上，养家糊口的担子也不再是宋昀一人挑着，少出几次摊不至于饿死。于是，原先的每天出摊改成每五日出一次摊。所有项目的价格普遍上涨路一到两文，写情书的价格翻一番。
宋昀以低廉的价格读信写信，在那个大多数人目不识丁的村野，使得身处异地的亲友恋人的感情得以保温。而对宋昀自己来说，在他最缺钱的时候，也是城郊的村民和江上往来的客商支撑了他的生计。虽然文人墨客无不排挤他，但那些读不懂也没读过朝廷判文的草野平民，会记得他一点一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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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冬十二月，距离新皇登基过去一个月左右。周从安找到我，说是章全从洛阳寄来了一封信。
我以为是章全所书，但比对了他临走前给我留的信，发现不是。除去章全，洛阳会给我寄信的人也只剩谢乾灵了……总不能是齐雁玉吧。
“穆矣熏风茂，康哉帝道昌。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
信中只有以上两行诗。
最初我以为这首诗是谢乾灵自己写的，因为我没背过。
我对历朝诗文的理解，还停留在“宋昀讲的都懂，自己读的都不懂”的阶段，这首诗也不例外。只是诗句里“帝”“王”“康”“昌”几个牵动人心的字眼，让我心里隐约有了预感——是他！新皇！
这件事情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法求证，但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心情。我不想安于自己的主观臆断。可是谢乾灵这个该死的也不把话说清楚，我能做的只有努力读书，争取早点读懂……总不能拿着诗去问宋昀。
几天后，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新的想法。
我死遁时，也给谢乾灵留了两句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筳，只照逃亡屋。”
两相对比，我留的诗多么通俗易懂啊。我越想越觉得谢乾灵泯灭人性。
我留的两句诗引自前朝诗人聂夷中的《咏田家》。帝王家的授课讲学的先生都是鸿儒起步，谢乾灵毕竟不是不学无术的浪荡子，没读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作为回复，谢乾灵是否也该引用他人诗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