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皇子教育非常严苛，即便是幼年登基的皇帝也不能例外。除了汉语诗文，还要学习满语、蒙古语、骑马、拉弓射箭。教授汉文的称“师傅”，教授满蒙文、骑射的称“谙达”。师傅的地位要高于谙达，以示儒家的尊师重道思想，亦表示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重视。
皇帝的师傅一开始只有翁同龢和夏同善两位。光绪四年孙家鼐奉旨在毓庆宫学习行走，同一年夏同善被外放江苏提督学政，光绪五年又添了张家骧。
“夏师傅怎么没来呢？”夏同善没到书房的第一天，皇帝很纳闷。
“回皇上的话，夏同善已放江苏学政，不在上书房当值了。”翁同龢答道。
“那……他启程之前还会来吗？我以后还能见到他吗？”
翁同龢只得据实以告：“学政放缺即不得入乾清门。”
皇帝听闻，难过地垂下了头，也无意读书了。翁同龢和孙家鼐只好哄着他说，只是暂时去视察，几年之内就会回来的。于是，“夏师傅什么时候回来”成了书房里三番两次的话题。
终于有一天，皇帝一边写字一边问：“夏同善什么时候回来啊？前两天我好像偶然听到了一两声他的名字。他是不是要回来了？”
他本来抱着期待的心情，却听到了这样的回答：
“子松他……已经病故了。”
皇帝呆住了。默默流了一会儿泪，问：“什么时候的事？”
“臣是大前天听说的。已病重一个多月了，于上月二十四日身故。”
他不再说话了，继续低头写字。但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纸上，晕开几片墨迹。
翁同龢与夏同善本就是好友，见此又勾起了伤感。两人都哭了好一会儿。
在一个十岁孩子的世界里，“死亡”是多么神秘而可怕的字眼。这是他第一次切切实实体会到与曾经朝夕相处的人死别的滋味。
而第二次，就是国有大丧。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
夜。
这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夜晚。翁同龢正躺在寓所的床上，可始终睡不踏实，总感觉有事情要发生。
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叫门，然后一阵嘈杂，只听得一句“东太后崩了！”
翁同龢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穿好衣服，问来人：“确定是母后皇太后吗？”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
其实他还有没敢说出来的后半句——“确定不是圣母皇太后？”
翁同龢这么想并非毫无因由。慈禧太后从去年开始生病，今年入春以后身体更是大不如前，消瘦、憔悴，经常因身体各种不适而让慈安太后独自垂帘召见大臣；慈安太后则身体康健，昨天还好好的，只有今天早上因为感寒停饮才未见军机。
进入紫禁城时正好是夜里十二点。东华门、景运门都没有拦，乾清门却紧闭着。尽管已经是晚春了，但凌晨还有些冷，翁同龢徘徊于乾清门下，不觉打了个寒噤。一轮明月孤独地挂在漆黑的天幕上，惨白的月光洒向万籁俱寂的紫禁城，更添凄凉。
孙家鼐、景廉、潘祖荫等人陆陆续续到了，进内务府板房暂坐。大家面面相觑，有的在窃窃私语，均是满腹狐疑与满脸的不可置信。生病的一直是慈禧皇太后，该不会过世的是西太后而不是东太后吧？又或者两人都好好的，只是讹传？毕竟门没开，或许无事发生。
只好这么等着。直到丑正三刻，也就是将近三个小时后，乾清门突然打开，众人急忙奔入。到奏事处一看，有五份脉案，都是昨天的，前天没有。其中三份写了药方，最后一份相当于死亡报告，写明崩于戌刻，即昨天晚上七点至九点之间——距离现在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写几份脉案也完全来得及。而负责诊病的太医开始居然只有一位叫庄守和的，后来才又来了两位。
慈安太后的遗体还停放在钟粹宫，小殓已毕。人也基本上来齐了。众臣纷纷除去冠冕，伏地碰头，大放悲声。
就在白天，慈禧太后一脸病容地躺在寝宫的床榻上。她真怕自己的病好不了了。这段日子“东边”独自临朝听政，忙得不亦乐乎。如果她真的一病不起，获益最大的人，无疑是“东边”。
多宝格上摆着的铜鎏金珐琅钟嘀嗒嘀嗒走着，像是她的生命在流逝。她愈发焦躁了。
想到丈夫咸丰皇帝对她的敬重和对自己的不耐烦；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十月怀胎生下的儿子却被她的小恩小惠收买了，不和自己一条心；想到自己如果此番撒手人寰，那么笑到最后的还将是她。自己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结果白白为他人做了嫁衣——不！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如何也要先把这个眼中钉除掉。
“况且我这么做是为了大清！她为人软弱，能力又平平。大清国交到她的手上，非灭亡不可了！”她终于在心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人就是这样的。一旦作出连自己都觉得不正确的决定，决不肯承认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