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夕肚子前挂着行囊般大小的包袱，镜子中的身影臃肿又浮夸。她张开手臂，缓慢地转到潘美玲面前。
“一定要带这些吃的去看二姐吗？”
潘美玲比量着包袱带子的长度，貌似还能再绑一圈，于是又给女儿背上系了个大蝴蝶结。
“你二姐在大伯父家白吃白住一年，不能空手去接她呀。”
“可这熟食……”
“地址揣好了吗？别掉了。”
“我放在外套里边的口袋里啦，不会掉的。”
潘美玲四周看看，其他女儿们都不在屋内，她压低声音悄悄对陈夕说：“妈再给多点钱。”
她早有准备，从袖口掏出过年时给邻里小孩儿的拜年红包，手作的小信封，四方红纸，钱也叠成方正大小，包在内里。
“春和市可有意思了，你头一回去，你大伯能带你逛逛？应该能吧……他不领你，你就跟姐姐两个，用这些钱吃了玩了。”
陈夕的心怦怦作乱，写着大伯家地址的纸条，还有妈妈刚才给的钱，隔着短衫布料发热发烫。
她像握着斜挎书包的肩带，把包裹袋子攥在掌心里。走出篱笆院好几米，妈妈的声音从身后飘来：
“小夕！路上小心点，别和不认识的说话！”
“知道了。”
“不会坐车就用火车站的电话亭打给大伯，叫他去车站接你！”
“知道了！”
每回答一句，陈夕都回过身挥挥手，直到站在院子门口目送自己的瘦小背影，逐渐被炽热光线灼烧成灰点。
这是2002年的东北，小升初的暑假，12岁的陈夕带着妈妈的叮嘱，踏上前往冰河市的绿皮火车。
列车穿梭在黄绿交织的麦田，一头扎进远方无云遮蔽的蓝天，行车捎带的暖风因老旧开裂的车窗细缝挤进车厢，挤到陈夕额头前摇摆的龙须子上。
行人只惦记旅程的目的地，没心思瞧她，但她还是把饭盒往包袱里掖了掖，紧紧抱住，防止味道散发出去，或者，铝饭盒给人看见，变成她不知作何解释的羞怯之状。
去年春天，因为一场“事故”，陈夕的二姐陈聪盆骨骨折，脾脏轻微破裂。
她们一家居住的杨鸣镇，地处边疆，和市区隔着几座大山，与邻国只隔界碑相望。也因此医资老旧，重病难治。
家族祖辈守在杨鸣，就出了大伯一个高材生，大学毕业后留在省会春和市教书。好在有这层关系，陈聪才能到春和市的大伯家休养，以便随时复查。
两周前，陈聪打电话回来，说恢复得差不多了，能赶上和陈夕同届入学初中。杨鸣镇只有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同届的小学同学升上初中还是同学，陈聪休病一年，于是降到三妹陈夕那一届。
要是能分到一个班就好了啊，陈夕靠在窗框上想。疾风而动的树影穿透玻璃，在她脸上表演皮影戏，晃得她昏昏欲睡。
一下火车，陈夕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以前听爸爸提起，春和火车站出站口停靠着一座巨型石英钟，拔地而起，她原本的设想是，先找石英钟，进而找到出口。可春和市太大了，跟一眼望到尽头的杨鸣有天壤之别，就连车站天花板到地面的距离都像云彩到她的距离。
车站的空气有些污浊烦腻，人流拥挤让陈夕喘不上气，她摸摸铝饭盒，靠在离她最近的大理石柱上，一溜滑到底，蹲坐下来。
“小朋友，走丢了？”巡视的火车民警注意到她，凑上来问道，“别坐地上，怪凉的，爸妈叫什么？跟我去广播室，给你播报一下。”
陈夕摇摇头说：“我一个人来的。我不知道怎么出去。”
民警被逗笑了，浓密缭乱的眉毛一经挤压，和眼周的褶连成圈，他把粗糙的手掌搭到她肩膀上，招呼来另一位民警，面容年轻许多。
“小刘，带这个小朋友出站”。
听了老民警简单交代，年轻民警皱起眉头，说：“我觉得，她出去了，也找不到地方，要不去休息室，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来接？”
休息室昏黄幽暗，除了柜子上的电话，只放了件双人沙发，边边角角还露着泡沫棉花。陈夕摊开妈妈写的纸条，早已让汗水浸湿，皱巴巴的。
号码播出，“嘟嘟”响了几声，两个民警的声音隔着脏兮兮的毛玻璃传来。
“南方小孩吧？说话没啥口音，个头倒是不矮。”年轻民警说。
“这忸忸怩怩的性格就不像我们东北姑娘啊。”老民警哈哈大笑回道。
我的性格有这么差劲吗……凝视毛玻璃后糊成团的两个身影，陈夕想起，上小学时，也有同学说过类似的话——
“听说她给六班的林晓峰写了情书。”
“真的假的？林晓峰答应了吗？他好像……好像喜欢四班的董若彩吧。”
“当然没，哪个男生会找那样的啊，长得又寡，性格又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