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阿尼亚电话的时候我正要离开这座城市。她在那头哭着对我说：一切都乱了套！果沙，快回来！
于是我毫不犹豫撕毁了前往叶卡捷琳堡的单程票走出火车站。
我回到酒店时廖沙和娜斯佳已经在那儿了。阿尼亚哭的两眼通红。娜思佳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她的姐姐出事了。
列娜老师怎么了？
我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娜思佳示意我看新闻。我赶忙摸出手机不怎么熟练地打开浏览器，发现新闻上列娜老师的名字和天然气加工厂关联在了一起。她死了。我感到一阵恍惚。待我定了定神翻看了几篇报道，这才冲淡了刚才的不真实感。然而仅有的几篇文章大都语焉不详，模棱两可。官方目前也没有给出具体通报。得益我的市长父亲，我在捕捉媒体凤向这方面要比普通人更敏感些。通常这种情况，内容越模糊事情便越是严重。
我回到阿尼亚身边，看她哭的不能自已只好把话憋了回去。过了一会我才想起或许我们还有别的渠道可以打听一下情况。
“给科斯杰科打电话了吗？”我问。
“打了。没有一百个也有七八十个了。结果那个混蛋愣是一个没接。”廖沙没好气道，说着又把电话拨了过去。依旧无人接听。
眼看天就要黑了，娜思佳提出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可以去公寓找他。此话一出立刻得到了阿尼亚的赞同。于是我们四人走了老远的路来到公交车站。那天晚上的事儿我记得真真切切，仿佛命运捉弄我们似的，等了半个小时公交都没有来。廖沙没了耐心，说不如打辆车吧，不然这么等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娜思佳反驳说现在钱不好赚，打车的钱也是钱，要省着点花。廖沙急了。他说要不是急着见科斯杰科，走着去也成，干嘛花那冤枉钱。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吵来吵去愣是插不上话。最后这场争端以阿尼亚叫了一辆出租车收场。结账时她沉默地从钱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那张卡我没见她拿出来过，但也没有过问。毕竟那时我的身份只是她一个不太亲近的朋友。
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七楼敲响了科斯杰科家的门。但没人应答。就在短短一天前我们还在那间公寓里度过了一个算得上美好的下午，可转瞬间冰冷的铁门就将我们拒之门外。那天晚上我们在科斯杰科家门口蹲守了一夜，直到天亮了他也没有出现。
我们自然不甘心就这样算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前前后后来了好几次可惜都没堵到他。科斯杰科家的灯也没有亮起过。
直到很久之后科斯杰科亲口告诉我那时候他正在局里接受调查，手机交上去了，什么人都让不见，连着被审了好几宿才放人。当他身心疲惫地走出审讯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马叫他的朋友联系我们。
我回忆起在我们蹲守科斯杰科未果后没多久确实有个人找上我们，是一个叫米哈伊尔的少将。他让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列娜老师的遗物，过不了多久警方就会来酒店封锁她的房间。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他也不清楚。
阿尼亚把科斯杰科的车钥匙交给米哈伊尔少校的时候她的情绪还勉强算得上正常。但两天后当官方通报下来的时候她整个人就崩溃了。
“你能想象吗？我的姐姐是美国间谍——这怎么可能？不！她绝不是那样的人！”
然而在白纸黑字的对比下阿尼亚的辩解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官方将列娜老师的身份定性为美方间谍。网络上随之掀起了一场骂战。俄罗斯人认为她入了美籍便不再是俄罗斯人了。而美国人则嘲讽说俄罗斯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才会逼得自己人做那种事。当然，这些不过是夹杂在大量辱骂诅咒中的一点零星碎语罢了。
我们强制没收了阿尼亚的手机不让她去看那些恶毒的评论。娜思佳更是搬进了阿尼亚的房间和她住在一块。巴沙和列娜老师先后离开，我们都怕她承受不住这样的双重打击。
列娜老师的父母很快赶回到莫斯科。我们谎称是列娜老师资助过的大学生希望可以和他们见上一面。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谎，她在我们身上确实花了不少钱。见到二老时他们的状态都不怎么好。列娜老师的爸爸更是到了要动手术的地步。然而病房里仍时有联邦安全局的人出入，问话的口气让人很不舒服。安东诺夫先生是个老实的文化人，被步步紧逼问到崩溃大哭。我们都看不惯这群所谓的高级官员的做派，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背地里骂他们是一群狗屎。
安东诺夫家的女人似乎与生俱来拥有一种坚强意志。这种坚毅平日里隐藏在她们温柔的面庞下，并不轻易展现。而只有到了像这样的关键时刻，她们会如同披甲的勇士般战斗。
安东诺夫太太便是如此。短短几天内她肉眼可见瘦了一圈，但仍尽心尽力地照顾住院的丈夫。列娜老师自然不用多说，科斯杰科监外执行那段期间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倚靠她的安排。如今这份意志像接力比赛中的接力棒一样传给了阿尼亚。
阿尼亚不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振作起来，还担起了操办列娜老师葬礼的重任。她忙前忙后，更是医院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