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靖的判断，李世民同样认同。
因而心里对于这海策也更加慎重。
是循旧路缔造一个彪炳华夏的百年盛世。
还是扭转国策提前布千年之局。
这非他一人的功绩，而是联系到了数千万人的福祉，由不得不慎重。
因此可以说，正是中国南海庞大的群岛群和丰富的物产造就了中国船不便于远洋航行的特点。
因为基本都在在群岛内部航行，且群岛内部的沿岸贸易基本都是复杂多变的近岸风。
近岸风复杂多变，因此中国船在纵帆的科技点上一路狂飙。
沿岸贸易经常需要考虑暗礁问题，因此水密隔舱的技术一直都在进步。
结果就是适合季风远洋航行的横帆并没有投入太多科技点，毕竟没有需求何来研究？
而海船的问题到了明朝就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海禁。
海禁这个政策并不是大明发明的，而是学自元，而元又是学习于宋。
宋代开海禁的原因也特别简单：都是朕的钱！劳资要独吞！
对此，某不愿意留下姓名的宋朝皇帝完颜氏总结的很清楚：
“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咱们暂且不说这句话给自己脸上贴了几斤金粉，但其中对于海洋贸易的利润，确实认知的非常到位。
宋朝海禁直到神宗时期才废除，到了南宋时高宗再开海禁并持续到亡国，海禁合计二百五十二年。
元朝本身国祚就短，虽然尝试过官船民租的官本船制度，但很快就失败，前前后后四次海禁，加起来有十九年。
明朝则是吸取了宋元的教训——因为南宋灭亡时，泉州的色目人在头目蒲寿庚的带领下投元，杀戮南宋宗室和官员。
这种反手一刀，属实是给后来的皇帝开了个大眼。
因为前朝的教训，以及大明前期张士诚余孽作乱，以及后期倭寇侵扰，海禁的严厉程度一步步加强，最终持续一百九十七年。
而整个明朝南方数百年历史说白了就一句话，大明官方和海商集团就利益问题没尿到一个壶里去。
结果就是永乐帝直接甩开了海商自己单干，从上游的生产源头织造局、陶瓷镇、茶园，到下游的郑和下西洋送货上门量身定制，尽握在皇帝一人之手。
这种态度使得海商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导致后来大明文官集团对海禁直接一刀切，但海商借倭寇之名行走私之实该干嘛干嘛，反使得大明朝廷彻底尬住。
而在海洋问题上，想要研制战舰、抢夺海权、打造海师，这些都是海商所无法完成的事情。
并且在海洋问题上大明还缺失了最重要的一条腿：数学被从科举中除名，导致其发展近乎停滞。
这条腿本来是可以通过海洋商路的文化交流来补全的，但最终开海已经是两百年以后了，徐光启从零开始，就算累吐血补上了大明这条腿，那也太迟了。
事实上大明的航海人也是见过跨海而来的盖伦船的，以我们如今的眼光来看，盖伦船堪称是十六世纪船只设计的顶峰。
这种先进海船同样给大明带来了很大震撼，大明也对盖伦船进行过仿制，并吸收其优点对中国船进行改进。
但其核心思想依然还是用于在南海群岛之间的贸易，并没有远洋的想法。
盖伦船标志性的龙骨肋板船体、软帆、斜桅上帆等，都能在明朝的造船记录中看到影子。
而在明朝灭亡后，清朝在海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开始闭关锁国。
最终就是鸦片战争时英国靠着二十八艘盖伦船和不足两万的军队，击败了出动八十万人的清政府。
彻底掀开了近代史的篇章。
看到那巨船的结构图，阎立德拽着弟弟堪称粗暴的一路撞开了前面的国公，然后抬着头随手抓过来一张桌子。
一张宽大的白纸铺在桌子上，阎立德只是与弟弟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人便心有灵犀同时在这张白纸上临摹。
这盖伦船的结构庞大且复杂，阎立德明白单靠自己一个人是决计画不完的，但好在还有弟弟。
执笔共绘丹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两兄弟对彼此擅长哪一部分都心知肚明，因此在草草勾勒出一个轮廓之后，两人便飞速抬头低头，往这幅图上添加东西。
而愈是临摹，阎立德就感觉大唐的海师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同于此前的马蹄铁只需一眼就能看明白效果，也不同于那火药只需潜心研究月就能有突破。
这盖伦船构图真的就是临摹，为何是这种上窄下宽的结构？这么多帆如何调度？船尾似橹之物又要如何控制？
尤其这个船身内里究竟是如何样貌？此时阎立德心态略有抓狂，恨不得钻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