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李世民心中再次感慨：
还是打仗简单。
看那罗马能分东西置四帝，李世民只是惊了一下，但最终也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自古至今疆域能如此辽阔者无几，朕懂。
庞大疆域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治理难度，而其中包含的问题，用后辈所说的中心之说来解释的话，那便是各个中心错位，难免引发问题。
中央如何居中调控使得东南纳赋之民愿意养西域之兵？
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弄不好便是戍边将士挨饿，纳赋之民受欺，民怨汹汹则乱象自起。
不过至少目前从汉唐的历史来看，双都制或许可行。
从罗马的事迹来看，多帝制隐患过大。
不过这些问题终究比较遥远，还需要李世民自己思索出个大概，牵出一个头绪之后才合适拿出来与能臣们讨论，因此李世民最终还是将目光移到了光幕上。
再次看到广神两字，哭笑不得之余便是一声叹息：
“豪掷百万生民修如此伟业，真是…败家。”
就是因为这广神，隋末生乱死民无数，至今元气未复。
李世民都不敢想，若是此时大唐百姓能有大业年间的五千万口，那他攻略西域何须这般小心翼翼？
但终归只是空想，摇摇头之后便盯上了这关于潘季驯的寥寥数语。
“这治理黄河之法…”
话音未落李世民便感觉被人拽住了袖子：
“陛下，此法只需三天臣便可验证其效，若防治黄河水患，臣请命！”
这一段话说的又快又急，李世民也是这时候才看清，就近拽住袖子的正是阎立德。
这种情况下除了允诺似乎也别无他法。
得了允诺的阎立德喜滋滋退了回去，感觉自己在史册上的记录多半又能多两行。
若说青史留名生民立祠最简单的方法，治理黄河当算一项。
但这般简单只是相较于如冠军侯一般长驱电掣直入漠北罢了，若真说简单，何以黄河大患偶有小患不绝？
阎立德精于建筑，故而对水利也算有心得，更是知晓黄河最大问题就是复杂的河道使得清理险峻处的泥沙淤塞十分困难。
而如今光幕将方法要诀扔到了脸上，阎立德觉得自己若是不把握住这个机会简直天理难容。
阎立德很舒心，李世民很满意，君臣相得互相一笑，气氛十分融洽。
至于这所谓的百万漕工衣食所系李世民就不评价了。
毕竟看样子就知道多半还有其他的问题，才导致了明朝这看似因噎废食的举动。
至于具体为何，恐怕就要以后才能知晓了。
首先需要明白一个概念，中国自西周起，城市规划体系就已经相当成熟。
作为反面例子的恰恰就是罗马，古罗马城是典型的自然聚集型城市，缺乏规划。
先天环境无法满足后期需要，等到人口爆炸时古罗马工匠发现地形多山，且地质多为岩石，以当时的技术无法大规模挖掘涵洞，于是修高架引水属于迫不得已的选择。
而同时期的秦汉时期，老祖宗们已经不满足于规划单一的城市，开始尝试构建城市群规划体系。
还是以汉长安为例，天下太平后迅速暴增的人口让长安不堪重负，在官方的规划下，一些能够集中的职能迅速被转移到周边小城中去。
巅峰时期长安的都市圈的小城高达57座，这些小城各司其职，将整个长安都市圈拱卫的井井有条。
比如郑县、夏阳等城，专设铁官，集中冶铁，属于如今工业区的雏形。
比如栎阳、徽县等城，临河而立，司掌漕运，设巨粮仓转运长安诸城。
莲勺县设盐官，供给关中京师所需之盐；船司空则是京师掌管造船的部门直接空地起新城，因而得名，也是纯粹功能性的卫星城。
而这样超前完善的规划自然也是对城市引水有所规划的，比较知名的如灵渠、郑国渠等，这些水利工程首先是引水渠满足居民的日常用水，大部分人印象中的灌溉农田反而是它的次要功能。
最典型的莫过于龙首渠，长达七十公里，位于地下三十米处。
此渠建于汉武帝年间，前后耗费近十年动万人，最终引洛水入长安，建成了这座中国史上第一条地下引水渠。
如果将龙首渠与古罗马高架引水渠对比的话，孰难孰易是一眼看得出来的。
毕竟古罗马的高架引水渠大部分长度仅十几公里，即使算上涵洞，一条完整引水渠的长度也很难超过一百公里。
而全程都在地下的龙首渠就有足足七十公里，而众所周知的是，地下开渠牵涉到海拔高低差的确定、引渠路径规划、水源选择、地质环境勘定、水流分布计算等等，双方需要的技术储备不在一个水平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