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眼睛盯着他发问，问他上什么学校，在学校里排名多少，将来能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忘了村里还有他的亲人。他嗫嚅着不知该如何答话，这时他们就会提到蔡绩，去城里挣钱的小子。他们叨叨地说，有些人自己发达了，享福了，就会忘了帮衬过他的老乡。在他那个妈跑了以后，还不是邻居们的照看才叫他能长大。难不成还是他那个给他找了后娘的爹？可是蔡绩却是个白眼狼，攀到高枝就不回头了。逢年过节他也不带礼物回来。
然而有时他们说出来的话又反过来：城里是个险恶的地方。城里生活的人都奸滑而冷漠，是吃人骨头的虎穴，绝不会有村里那样热心肠的邻居。在那里干活也处处都是陷阱，花言巧语地骗你说能挣钱，其实却是要占尽你的便宜。你在城里是不可能堂堂正正地挣着钱的，而蔡绩这种不会来事的小子就注定只会吃亏。他恐怕混得不好，怕被后娘和她的几个孩子奚落，所以才年年都不敢回来。
小刍越听越糊涂。他总是觉得自己看到的世界和听到的东西并不相干，甚至他听到的世界也是破碎的，彼此冲突和矛盾的。他们为到底什么那样说？为什么说得那么起劲？这一切都含含糊糊，混混沌沌，而没有人愿意跟他解释清楚，甚至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问。他总是感到自己很笨，在考试范围以外的地方，每一件事都让他不明白。他的身体也很笨，总是打翻这个撞倒那个，跑不了几步路膝盖就疼得厉害。医生说他的半月板有问题，他不知道什么是半月板，但他父母不喜欢这个诊断。他们觉得终归是他太懒而缺乏锻炼的缘故。
所以，到头来他只和蔡绩说话。当他难过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就假装要参加晚自习，实则在黄昏时坐上那路车厢最长，长相最笨拙的公交车（他觉得每辆车都长着不同的面孔，并且他也能看出它们的美丑）。公交车会一直开下去，从高楼林立人群喧闹的地方渐渐远离，穿过野地和黑黝黝的河沟，甩开被卡车包围起来的重重叠叠的箱山（堆场这个词他也是从蔡绩那儿学来的）。一直到夏季的太阳半沉入西面工厂的屋顶下，他才在倒数第二站下车，沿一条铺砾石的烂泥路走过河岸。
路总是湿的，即便在不下雨的日子，两边的商铺或民居会把废水泼到门外的路上，水面闪着油脂状的斑斓光泽。曾有一次他被水泼到了，白沫留在跑鞋上，洇湿的裤脚散发出腥臊味。他还听见高处有粗哑的笑声，心里害怕起来，从此在这条路再也不敢耽搁，永远是低着头匆匆忙忙地奔过。因而他不能确切说出这些店是干什么的，肯定有一家是造门窗的。好几个傍晚有人坐在店门口，用电动刨木机在连排木框上来回，木屑如雪花堆积在路边。空气里全是木头和油漆的气味。有时他们也焊接金属，簇簇白金色的火花沿着框架飞溅，是另一种怪味道（后来他知道那也许是臭氧）。那些电焊火花真漂亮，像过年时点燃的烟花，但大人总警告他不能久看，不然眼睛就会坏掉。
但是火花在电焊工人手中迸溅，这一幕久久地留在小刍心底，像舞台上的魔术演出，或者电视里的神仙施法。他觉得这些手握火花的人拥有力量，尽管他父母告诉他做这些事没有出息的，干苦力活的都是远远不如在学校里佝偻背脊，带着厚重眼镜的下等人。他从来不跟家里说自己去找蔡绩玩的事情，因为在他父母眼中，汽修店学徒当然也是混不出头的下等人。
可是小刍不觉得下等人是什么坏事。蔡绩懂得很多，也很有本事。虽然他大约只比小刍大个三四岁，却不需要父母照顾，自己就能养活自己。他住自己的，吃自己的，在修车店也不会有人拿古怪的眼神看他。这在小刍看来就是有本事的人。他觉得自己宁愿在修车店里当一名满身油灰的技工，有活儿时就使劲地干，没活儿时就坐在店里头喝着啤酒，用那台厚重的老电视看球赛或电影。他们都说这些体力活儿很辛苦，可是在小刍眼里店里的工人却过得很快活，至少很简单。他们干活就是干活，累就是累，休息也就是休息，从来不用担心上一次考试的成绩是否会叫老师对你皱眉。他们不顺心的时候就大声说粗话，骂人或是吐唾沫，不必费心思去猜。
在所有工人当中，蔡绩是年纪最小的，起初只能给车补漆，调色或是上腻子，要么把扎进轮胎里的东西起出来。后来他开始学钣金，把铜钱状的焊垫一个个打进凹陷的翼子板。他会一边跟小刍说话，一边逐个拉扯焊垫，做出筋线，再用锤子平整板面，抹去孔洞。这整个过程在小刍看来都奇妙万分，如同一场神秘的巫术仪式。当凹陷的金属面恢复如新，他感到自己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康复。那个被烦恼与恐惧击打得七零八落的自我在这场仪式中得以疗愈了。他想到即便自己不能成为学校里最成功的学生，那也并不说这世上就只有无尽的劳累和痛苦。蔡绩就活下来了，并且也能干些很有意思的活计。
他当然不会以为这样的生活是完美的。虽然汽修店里并不缺乏笑声，有时是因为一个转得跟陀螺似的方向盘，有时是因为某扇天窗打开时总会发出放屁似的怪声。他们的苦恼也摆在眼前，像是送来维修的特种车找不到现成的配件（在这一带似乎总是有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