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我上学了，开始经历着人世间的冷暖，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上的小学，是离家有六、七里路远的大王庄小学。从家到学校，没有大道，全是田间小路，说是小路，其实就是田地间的田埂，一个连着一个。
就是这样的学校之路，我爹也只是在第一天，领我走了??来回，就放任我自由发挥行走。好在这六、七里的距离，都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险境，不像丘陵地带，野生动物，山沟水塘到处都是。就是这条不是路的路，我一走，就走了五年。
大王庄小学，如今可能已不存在了。说是小学，其实就是村子里的一排土房。有三间教室，一年级一间；二、三年级一间；四、五年级一间；每间教室有二十来个学生。
那时，农民家的孩子大都上到三年级就不上了，女孩子则上个一年级就不上了。穷人家的孩子大都是要带弟弟妹妹，是要帮家里干活，养鸡养猪，放牛放羊等。
我去上学后，同村也有大小七、八个同学一路，可是他们都叫我“地主崽子”。一些比我大的孩子，说我是坏蛋，是阶级敌人。我虽然不懂什么是阶级敌人，但我也知道了“地主崽子、坏蛋不是好人。”
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只能远远跟在他们后边走，或远运在他们前面一个人走。那种没人和你玩，没人和你一起走的孤独感，从那时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驻扎下。
每到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上课，老师点名时，老师说：“卫道常”，我说“到！”我的到字还没说出，就有同学起哄说“他叫地主崽子！”老师也是正常看看这些同学，说句“我知道”，就不了了事。
第一次，我气哭了，也没谁安慰我。再后来，我不哭了，只能气鼓鼓地听他们起哄，毕竟我一人也斗不过他们。更何况奶奶一再告诉我，“在学校遇上他们欺负你，你不要和他们打，也不要吵，找老师就行。”
其实找老师也没用，老师有时候也是偏向他们的。
上二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位同学上课写作业时没有铅笔，写不成作业，我就将自己的一支新铅笔借给他用，我自己用一支旧的铅笔头写作业。写完作业后，他没有及时还我。第二天上学时，他和其他同学一起说我是地主崽子，我就不高兴了，向他要回我的新铅笔，他不但不还给我，还和其他起哄的同学一样，蛮横不讲理的说：“你说是你的，你叫它，它要是答应了，我就还给你。”
我知道斗不过他们，就委屈的去找老师诉说。老师听了我的话，把那个同学叫来，问这支笔是不是我借给他的，他告诉老师“是的。”但又说：“还给他，我就写不成作业，我家没钱给我买铅笔。”
老师最后没有批评那个同学，还劝说我：“卫道常同学，你家条件好些，你就借给同学用下，也是同学间互助友爱的表现吗。要搞好同学关系，也不能太小气。我说过了，等他买了铝笔就还你。”
老师的偏袒，结果是那个同学不但没有还我铅笔，还依旧说我：“地主都是剥削穷人的，地主崽子也都是小气的。”
一年一年，我就这样过来了。他们不和我玩，我就一个人玩，更多的时间，我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业上。到了五年级，我己是学校学习最好的学生，也是我们何家庄唯一一个小学毕业的孩子。
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到中学。当时，在离家十几里的永丰镇上有一所中学，我就在那读完初中、高中。我清楚记得，初一时，一次我到老师办公室，补交我的作业本。刚离开老师办公室，就听到我的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议论说：“卫道常这孩子毁了，要不是出身在地主家庭，他这学习成绩，将来考北京、上海的大学准成。”
老师的话，虽然我还不是很理解，但“出身地主家庭”我已理解了。
上小学二年级时，班里有少先队员，少先队员可以戴红领巾，那是共产主义光荣接班人的象征。二年级没人选我当少先队员，到四年级还是没人让我入队。我磨磨唧唧的，很不好意思的去找老师，老师告诉我，你是地主的后代，是不能当少先队员的。
更可悲的事，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一次放学回家，我一个人走在村里同学的前边，路过村里一遍玉米地时，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青色蚂蚱在路边的一棵玉米叶上，我就停下来，轻轻过去抓住了蚂蚱。这时同村的几个学生走过来，他们要我的蚂蚱，我就不给。于是他们窜上来抢我手中的蚂蚱，我一看无处可跑，就向着玉米地中间跑去，他们几个人跟上来，围着我，大我点的孩子把我按倒，其他几个，按我的按我，拽我手的拽我手，把我的蚂蚱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