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局势阴郁到了极点，璞阳的天色也不见得有多好，镇子里的气氛或多或少的有些压抑，拂晓时的风声夹带着时续时断的呜咽。
周南是第一次来顾先生的学堂，昏昏欲睡。她也并非全然不懂，只是今日顾孺所言的历朝历代之起义，迄自秦汉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及唐末之黄巢、明末之李自成，乃至太平军、辛亥革命，不一而足。这些自然不足以使周南打起精神，她想听那种赤壁之上数万人的豪迈，那种垓下之中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
“北洋政府之腐败堕落，竟成我中华今日之大敌。是故欲要政府之自我完善必不可行，如今中国政治问题之根源在于政体之弊病。军阀掌权，不恤百姓。政体不改则国难强......”顾孺讲得慷慨激昂，可满座不过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又有几人能懂？
民智未启，民智未开，奈何？
所幸，那时有所担当、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界、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改良还是革命的论战，其对政治文化与平民文化影响之广大、意义之深远，不落欧罗巴启蒙运动之后。
革命改良之争由来已久，始于戊戌，盛于清末，至今未衰。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三个方面：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
两派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
与顾孺不同，曹芝自然是改良派，他反对激进的革命，当今国内大乱，还不都是革命党闹革命搞的？倘若静等政府自上而下的改良，那岂不是能避免不少的纷争，能避免不少的牺牲。
如今已然行了共和，所待之事无非等政体之自然完善，虽则此一过程不免艰难，但如此一来时代之弊端亦可去除。谁不想和平实现现代之民主共和，未到最后一刻，不愿用暴力血腥之手段罢了。
少年们在学堂放学之后匆匆回了家，顾孺则是来了文茗馆小坐片刻。曹芝亲自招呼了他，只是两人的脸色看上去皆是凝重。
“不革命不足以正国纲，不流血不足以醒国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顾孺拍案而起，桌上茶杯震的发抖。他已然对现时的政府全然不抱希望，欲革之而后快。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先觉醒的青年，往往也是最先为之付出生命的青年。
“轻则流血，重则颠覆，我国人所历经之苦难多矣，尚未能安息几日，怎能又陷之于动荡之中？再加之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岂可妄动干戈？”曹芝坐着也不安闲，抬头望他道：“依当今之形势，不若待政府自行革除其弊端，如此国方有救。”
“你这是只思救国不思救民，殊不知民乃国本，救国不救民，则国不可恒长，乱世当行重典，以革命之鲜血，换吾民之憬悟，我辈所愿。”顾孺目视前方。他无所畏惧，自古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者。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喜乐悲愁，皆入尘土。他不想大梦一场空，也不想死后无所终。
“吾国民素来愚昧，觉醒之难，非在一朝一夕，自应徐徐图之，于教育制度之上下力，又怎可效死而使国民于水火之中？这是救民还是害民？这是救国还是害国？”曹芝自然也是本心悯人。人民已苦成这样，他不愿人民更苦：国家已乱成这样，他不愿国家更乱。英吉利不是有所谓光荣革命者，不流血亦已革命？
“国情殆矣！欲国民自醒，耗日苦多，又是吾民所能等待？以先觉醒之人之牺牲，换后觉醒之人之觉醒，你便不能说吾民觉醒非在一朝一夕，”顾孺摇了摇头，指向桌底道：“桌下有灰，因在桌下自然不会有人去打扫。如今这桌子已然反覆，有人瞧见了，便要去打扫，有人却说要等这桌上的灰自行散去，岂不可笑？”
“何谓革命，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是革命。革命者，革之以命，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人民之幸福，其价值之重可否。屡败屡起，百折不馁，岂畏其难其痛。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不再水深火热，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背井离乡……”
先辈之苦难，非吾辈所能想象，黄花岗之烈士，武昌城之英豪，皆天地之间大英雄也。林觉民者，喻培伦者，陈与燊者，彭楚藩者，刘复基者，杨洪胜者，春云秋雨，碧血黄花。